卫生部副部长：医生只求利益就会走上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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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最近在政协医卫组委员们中广泛流传的一条《医生哭，医生含泪十问部长》的短信，我不知道发短信的人的身份，但给我们政协医卫组委员们的共同感受是，如果医务人员存在这种情绪，就很难在医改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今天，在讨论会上，我愿意以一个老医生的身份，就这个短信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谈几点执业感悟。”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我们行业是服务行业吗？如果是，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黄洁夫：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医院服务的外部环境是市场，医院本身也不是政府财政全额拨款，采购耗材、药品、设备和器械，维持医院运转的水电气暖均需购买，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医疗服务行业需要计算成本、追求经济效益、要取得的合理报酬。但是，医疗服务行业与其他服务行业也有很大的不同，它不能去争取“利益最大化”，这是由于医疗行业的崇高的职业道德所限。医院的“公益性”是指医院不把谋利当作主要目的，而是从维护民众健康与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以病人为中心”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准则，如果争取利益最大化，这个行业就会走上“邪路”，就会动摇了医务人员的道德和信仰，也会失去我们服务的民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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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工资从哪里拿的，你又知道我们临床一线的工资从何而来，如今的医院没有不搞科室核算的，你给我们发工资了吗？黄洁夫：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对民生事业还不能全额保障，现还没有一家由政府全额拨款的公立医院。政府给医院的财政投入大约只占10%左右，90%的收入是必须靠医院服务收费获得。在医院科室的经济核算中都搞“科室核算”，科室按核算绩效给员工发奖金。为办好医院，院长们就会主动或被动地以各种方式激励创收，从而导致一些备受民众诟病的过度医疗、大处方、大检查等不良行为，导致国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当然，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投入不足也是原因之一。医患关系紧张是由于我们沟通不够，你是不是希望全体医护人员都练就巧舌如簧，比如是政客和律师？黄洁夫：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多和医闹现象严重，也反映了我国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医生的职业需要实事求是，需要坦荡与病人交流，还需要一些医患沟通的艺术。你如果在常年的超时超负荷低工资工作情况下能保持好心情好态度吗？黄洁夫：为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现在很多大医院开放号源，不限量挂号，或周末开放门诊，或节假日无休，或午休值班，这都增加了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每周工作时间在70小时左右的医务人员占了多数。超时、超负荷、报酬低、休息时间被占用，是大医院医务人员普遍面对的问题。然而，与中国医生的辛勤付出不相匹配的是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下滑，这就是一些医生对医改持消极观望情绪的原因。我国的医生确实不属于高收入人群。医生承担救死扶伤的责任，尊重医生，让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体面的收入，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但作为医生应该认识到，从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富翁”。你到北京以外的地级以下医院去看了吗？黄洁夫：我们从学校毕业时就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当时的政治口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与我同时代的老医生们都经历过“上山下乡”，许多有名的医生都有长期“下放”的工作经历，例如，北京、上海等不少大医院的医生下放到边疆，去三线，正是由于有一大批的服从国家意志和热诚奉献了一生的这些老医生们，才有我们现在遍布全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卫生部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黄洁夫：卫生部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执行部门之一，公立医院改革是由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卫生部组织推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所以大量配套政策与举措是要多个部委之间的合作，而跨部门协调历来都是要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公立医院改革一直是公认的医改难点与重点。正如前面谈到的我国优势资源分布不均，有些大医院已经是超负荷运转。医生受劳动法保护吗？如果是，休息日查房加班，凌晨打车到医院看急诊您给加班费及打车费了吗？黄洁夫：在医疗服务市场如何更能体现医生超时查房加班的劳动价值，进行医疗服务支付体系的改革已是当务之急。由于对医疗服务存在不合理的价格管制，大部分医疗服务定价并未考虑人力成本，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其阳光收入过低。在扭曲的价格体制下，以药养医和检查收费成了普遍的补偿机制。2012年北京有许多家医院在尝试支付体制改革，试行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试行医事服务费作为财政补偿。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改革尝试，但是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符合当前医疗市场运行规律的医疗服务支付体制的综合改革，很难形成一个合理的医院补偿机制。医疗市场混乱，一些大款到处开医院，广告骗得老百姓晕天晕地，同卫生部的离退休人员就没干系吗？黄洁夫：我国现在民营医院虽然数量较多，但是小、散、乱的现象非常突出，民营医院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诚信危机”，表现在社会形象欠佳、缺乏长远品牌战略、夸大宣传的广告、靠医托拉病人、小病大治等方面。不过民营医院也有一些办得较好的，如北京、广州、东莞、温州等地区的民营医院靠品牌取胜，赢得了患者口碑，并已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以民营医院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更能保障医疗服务的供给效率。而建立一个以医生自由职业为基础的市场化的医生人力资源市场才能让民营医院真正发展起来，我们应该鼓励一些有志于参与民营医院发展的三甲医院资深医生从人才队伍拥挤的大医院科室分流，参加到民营医院体系中去。您说医院先救人后收钱，您知道不知道每年有多少恶意逃费和欠费发生？这笔花费是您给还是民政局付？黄洁夫：最近民众都关注央视等媒体报道的“先看病后付费制度将全面推行”消息。我认为在没有具备“全民免费医疗”条件之前，是不宜全面推行的。事实上，现在的医改，要钱要找财政，要人才要找人社部门，要编制要找编办，价格得找物价局……卫生部门其实只是负责卫生事业的一个技术部门，具体进行医改时，更多地只能依靠真正掌握实权的其他各级政府部门，如果无法取得共识，肯定是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先看病、后付费”的新政的。医患关系紧张，是由医生负主要责任吗？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干系吗？黄洁夫：医患矛盾是社会矛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反映。医患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群体在经济利益价值取向、文化修养、道德水平、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冲突。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要求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不足及改革滞后的医疗卫生体制和运行机制造成的。医生和病人都是医疗冲突的受害者。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多和医闹现象严重，也反映了我国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亟待完善，例如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绝大多数医生每天都在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无意被奉为“白衣天使”，也不容忍被丑化为“白狼”。（本报记者 龙露 J029）</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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