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村官代表为农民请命专家破解种不起粮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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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要挣钱，少种粮食少养猪。”种粮，或许是大多数人对“农民”的普遍印象，但“航民村”书记朱重庆在采访中却对环球网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全国“名村”的书记，朱重庆说这话时非常谨慎，语气中透着些无奈，但还是说了。他是30多年来带领航民村发展起来的老书记，是位打拼了一辈子的农村实干家，说出这句话，必然不是“一时冲动”。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到底折射了当前我国“三农”发展的哪些问题？环球网记者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村长’论坛”上对一些村官与专家进行了深入采访。“名村”书记称“中国的发展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话没人敢说”航民村位于浙江杭州市萧山东部，是个“名村”，从2005年以来在全国获了很多奖项，包括2008年获的“中国经济十强村”。村党委书记朱重庆就是航民村发展的带头人。现在航民村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据朱重庆介绍，“村子很小”，只有2平方公里，全村1080余人，但村里职工则达12000多人。改革开放以来，村里主要靠发展工业起家，迄今已有纺织、印染、热电、饰品加工、宾馆、海运等二、三产业的企业25家，今年预计销售额100亿，与去年相比增长10%。“现在增长慢了，以前都是增长30%-50%。”朱重庆说。据他介绍，去年村里上缴税金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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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到村民的生活状态，朱重庆说：“我们村民的生活不算差，也不算顶尖，算中上吧。”他说，村民年平均收入3万5千元左右，“平均每户一辆车”，村里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学费全免，考上大学的除了每年2400元的补贴，还一次性奖励1万元。“2/3学生毕业后回了村”。2000年之前，村里给村民直接发养老金，“2000年开始，按照政策，我们必须把钱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发放养老金，个人缴30%，村里缴70%。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缴了1亿8千万了。”环球网记者从朱重庆展示的一份村貌画册上看到，航民村的建设外观已经完全没有了人们印象中“农村”的样子，楼房、别墅、马路、汽车、公园，俨然一座现代化城镇了。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媒体对航民村的生活景象进行过大量的详细描述。然而，作为一个靠工业起家的村子，航民村的农业发展情况如何呢？谈到村中的农业发展，朱重庆语调中有几分自豪，也有几分无奈。他介绍说，早年村里的土地用完，从周边买了一些，目前耕地共有800亩，从1985年开始就实现了机械化，农场化操作，现在村里直接从事种地、养殖的“农民”只有26个人。“打的粮食除了给村里人吃的，每年还有部分出售。虽然实现机械化、规模化，但因为种粮农民是发工资，所以种粮食还是赔本的。”环球网记者谈到大多数名村的发展主要靠二三产业而不是农业，朱重庆说出一句令人颇感意外的话：“对。要挣钱，少种粮食少养猪，自己够吃就好。”说这话时，朱重庆有些无奈。他说：“养殖、种植都很难挣钱，行情不稳定。粮价太低，国家按最低价收购，都是刚够农民成本的，所以，种粮食的农民很穷。”对于近年来农村政策转好的问题，朱重庆也摇摇头说：“各级政府都是要赚钱的，与我们企业一样。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包括征地。”环球网记者问他对当前农村发展的建议，朱重庆说：“发展工业也不理想，已经晚了。”他认为，航民村当时发展工业起家，是赶上了好时机，“80年代时，政府先免税3年，后又支持外资进入，税收两免三减半，有扶持政策，但现在扶持政策没有了，亏损企业也要缴增值税、附加税，办工业很难。很多企业都是亏损的，不挣钱的能占到一半。现在农村办工业未必有出路。现在办工业已经晚了。”谈到对“新农村”的理解，朱重庆显出“实干家”而非“理论家”的本色，他说：“‘新农村’这个概念不好谈，但我们村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村民们并不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显然，航民村的发展，像大多数名村一样，很好地解决了本村的“农村、农民”问题，富起来了，但“农业”的头上却依然有个问号。环球网记者把朱重庆的观点提给山西龙门村村党委书记原贵生时，他表示赞同。原贵生略作沉思后说：“中国的发展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话没人敢说。农业根本没有出路。”原贵生进一步说：“我们国家13亿多人口，8、9亿是农民，农业的产出有多少？如果一亩地产出1000斤，能挣多少钱？你的种子、化肥、浇水等成本远把你的收入都抵消光了，还不如出去打工。”问到加大科技投入能否解决种粮利润过低的问题，原贵生认为也不容乐观：“科技投入了，你的成本还会往上加。没什么好办法，主要还是靠好的政策去引导。”对于当前的三农政策，原贵生首先肯定政策“的确很好”，但又强调“和城市、工业相比，还远不如”。他举例子说：“你看我们来参加‘村长’论坛的发展好的村子，哪一个是靠农业发展起来的？买个车连油都烧不起。第一产业是最薄弱的。”专家承认农民利益受损 讨论农民该不该“种粮”在采访中，环球网记者把朱重庆的话作为问题提给几位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大多获到了肯定回答。“一定意义上，这种话是对的。”对于朱重庆的观点，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三农”发展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如此说。但他认为，种粮收入不高，主要是“人多地少”的客观原因所致，他说：“用单位土地种粮食与用单位土地种茶叶、花卉，肯定是后者挣钱。这就是所谓‘比较优势’——粮食适合于‘人少地多’的地方种，像美国就不会搞花卉，因为花卉是需要人力的，美国人少地多，只能搞粮食、棉花等适合大规模经营的。”对于山西龙门村村党委书记原贵生的观点，顾益康也表示赞同，他说，长期以来，城乡发展其实是在“采阴补阳”：“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低价征收农民土地，再高价卖掉；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做工业原料，农民当然亏了。”实际上，环球网记者通过采访一些刚起步的村子时也发现，发展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而非农业，确实是一些村子已经或将要选择的路子。对于农业该如何发展的问题，顾益康开出的方子是“走品质型发展路子”。他认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大批高端消费群体，有大量的人想“吃文化”，那么，就要用文化来做农业。这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把原来最原始、低端的东西包装成高端产品，让老百姓增收。增收后，用文化推动乡村旅游、推动农家乐、推动新农村建设。”对于一些人的“舍农业而发展农村”的思路，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北大客座教授高焕喜也表示了不认可。高焕喜认为，多数“名村”确实是靠工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但今天面临的环境已经不同了。他强调说：“好多当时靠工业发展起来的村子，农业其实也没丢。今天的工业竞争相当激烈，全国那么多村，县域、乡镇的工业低水平重复的很多。今天搞工业没有了早期的条件和机遇，难度相当大。”他进一步强调，在农村“搞农业效益实际上并不低”，而破解“农业”与“赚钱”这个困局的钥匙，就是“搞现代农业”。对于“现代农业”，高焕喜与顾益康一样，也认为要发展与文化有关的“创意农业”，但他强调首先要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高焕喜把现代农业概括为四个字：“优、特、名、高”，这应该是农业发展的目标。他解释说：“所谓‘优’，产品结构要优、品质要优；所谓‘特’，产品要有独特的优势、市场竞争力；所谓‘名’，要有知名的品牌；所谓‘高’，要有高附加值。”他举了几个靠农业发展的例子：“山东马家沟的芹菜，卖到二三百块钱一斤，山东大泽山的葡萄，在超市里卖二百多块钱一斤，山东沂源的韭菜卖到80块钱一斤，山东蒙阴的桃子，卖到十块钱一个。都是供不应求的。搞农业，这样是很有效益的。”问到种粮食如何增收的问题，高焕喜表示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优质的粮食效益也会很高。比如生产黑小麦，这些麦子价值相当高，加工成面条都很赚钱。比如养猪，有些采取好的养殖办法，猪肉卖到100多块一斤。所以搞养殖、搞种植都是可以的。但必须搞现代农业、优质农业、品牌农业，精品农业。”在搞好农业的基础之上，高焕喜认为，可以向两个产业延伸：一是搞“创意农业”，“结合搞旅游，比如采摘，融入一些文化的东西。要满足城里人尤其是高端市场的需要。”二是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而不一定是传统工业。“实际上农产品的加工也是工业，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很多。靠贷款、靠引进去发展工业，尤其是传统的、有污染的工业，不能去考虑。”专家热议“粮食安全” 强调中央必须牢控“18亿亩红线”村官及专家们对当前种粮不賺钱的普遍共识，不得不让人担忧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对此，中共中央政研室原秘书长张从明说：“国家提出来了，首先要保护耕地，确保18亿亩红线，此外，粮食播种面积不少于16.5亿亩，再就是通过科技提高粮食产量。这样粮食供给基本上有保证。”同时，他认为，要保持粮食的安全，“第一要补贴高，第二要规模大”，“国家根据财政情况，补贴要逐步加大。将来种粮食有条件的地方，土地可以流转，种粮大户可以多赚钱。主要还是规模问题。”对于很多人对“粮食安全”表示担忧，浙江省“三农”发展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认为，那说明“我们还是计划经济的脑袋”。他说：“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民是自愿种粮，因为种粮简便，有它的优势，比如花卉就要求很高。所以，只要价格放开、市场体系完善，粮食安全基本没问题。物以稀为贵，粮食少了，价格就会上去。价格上去了，就会带动粮食种植。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以粮为纲’，最后大家肚子饿坏了。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他认为，如果非要说“担忧”，那主要是出于国际粮食问题的考虑，“如果中国粮食不能自给，将对世界粮食市场产生很大冲击。如果中国只有1300万人口，根本没问题。”尽管主张要依靠“市场”来解决农业问题，但顾益康还是向环球网记者强调需要保证“18亿亩的耕地红线”。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很冲动，就想搞工业开发区赚钱，所以，中央要牢控。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这个必须要严格控制。”对于“粮食安全”这个问题，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高焕喜认为，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他说：“食品安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短缺，不够吃；第二、质量有问题，不利健康。前者是数量上的，后者是质量上的。目前我国这两种不安全都存在。”在“数量上”高焕喜表示并不担忧：“我们现在粮食已经八连增了，有望实现九连增。总体上粮食是安全的。”但他同时也强调“18亿亩红线”必须保证。此前，国内曾有一位“三农”专家在其著作中对粮食安全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该专家认为，即使国内粮食如果生产减少，也并不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可以继续进口，而且，能把一些土地‘节省’出来种经济作物，这样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还可以提高收入。对此，高焕喜表示不赞同。他说：“在现有的土地上发展经济作物是可以的，但粮食必须要基本自给。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否则国际粮价上去，我们买不起，也运不起，更何况，国际市场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粮食供我们买。”谈到当前对三农政策，高焕喜说：“如果说政策还有什么缺陷，就是粮价太低，国家补贴是按亩来补，实际上还不如放开粮价。那样，城里的低收入人群，政府可以给补贴。现在粮农则主要是卖给国家粮库，价格很低的。农民种粮食效益还是低，所以现在种粮还是吃亏的。粮价为什么不能再高点呢？”除了政策上的原因，高焕喜认为，种粮效益低也与“人多地少”的国情有关，“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时间。本来一个劳动力可以种30亩地，但他只有3亩、5亩，不就存在大量剩余劳动时间了吗？说到底就是一种失业。如果30亩地呢？会好一点。”最后的观点是，还得靠规模经营。农村土地集中、规模经营或将快速推进 专家呼吁：“不能强行霸占”环球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村官、专家认为，解决粮食问题及农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土地流转”而实现规模经营，将是一个趋势。事实上，很多村多年前已经着手进行了，而一些村正在计划之中。如浙江宁波市余姚泗门镇谢家路村，据村委书记钱建康介绍，该村是2000年初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把5000亩土地集中开发、招商，由此把经济发展了起来。再如河南舞阳县玉皇庙村，正在积极探索发展模式，据该村书记梁书宇介绍，目前该村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探索提升经济的路子，该村下一步计划通过“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发展其他产业，如工商业、旅游业等等。环球网记者在会场收到的一份由“国宏信息研究院”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特稿”，文中甚至做出较明确的预测：“一个可以预期的变化将在2013年窥见端倪……农村耕地将被资本整合进现代农业模式以推进规模化经营……”据此，我们甚至可以预见到全国土地“规模化”运作快速推进的景象。那么，土地规模化经营到底是不是一个必然趋势？又是不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必由之路？对此，中共中央政研室原秘书长张从明认为：“‘土地流转’应该说是一个发展趋势，但要实事求是，看看该地是不是具备流转的条件，如果不具备条件也是不行的，不能盲目地流转。”同时，他针对目前国内出现的大量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突发事件说：“要保证‘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不能强行霸占。”谈到土地规模运作与“家庭承包制度”的关系，张从明认为，即使普遍实行规模运作，家庭承包制度也没有过时。他说：“中国的农村太大，地区差别也大，有的地方二三产业发展起来了，劳动力大部分都转走了，有些户不愿耕种，于是就流转给别人了。但承包权还是他的，可以从中受益。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还是一家一户主要靠几亩地来生活的传统模式，这种地方要长期生产经营。”对于土地规模运营的问题，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高焕喜的看法是“利大于弊，是个方向”。据他分析，“解决了规模的问题，可以解决农业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对提高农业的效益，保障粮食安全有好处。”另外，“通过大面积的土地流转之后，可以搞花卉，搞农业观光等。”但同时，他也提醒，“也不排除一些地方通过土地流转，改变耕地使用方向，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浙江省“三农”发展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分析这个问题时，打了个比方：“原来7个农民生产出的东西给3个人吃，而现在2个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给8个人吃，那么，这2个农民不就富起来了吗？”他进一步说：“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换言之，他认为，农民人数减少、土地规模耕种，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当然，他同时强调，农民的素质必须提高。谈到目前我国农业的实际状况与“农业现代化”的距离，顾益康称“差得太远了”。他说：“我们现在规模太小，这么多农民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所以农业现代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此外，他指出，“我们的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支持还不够”。但顾益康最后强调，由于我国区域发展并不平衡，一部分地区可以率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比如浙江东部地区，肯定要比西部山区走得快。所以，中央说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率先实现。”（文/记者 王京涛）</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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