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聚焦“一带一路”丨权威专家智说“五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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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编者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今年我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之一，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为此，围绕“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这一论坛主题，中国经济时报精心策划、组织系列报道，以充分阐释“一带一路”核心理念，总结建设的积极进展，全面反映会议盛况和国际社会积极评价，展现中国经济新特点、新变化和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张。值此高峰论坛倒计时之际，本报特推出“时报聚焦一带一路”系列报道，以高端访谈、权威解读、地方实践、企业案例和大数据分析等多种形式，全景式、多视角深入报道“一带一路”三年多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为高峰论坛铺垫预热。时报聚焦一带一路·智说吴志峰：资金融通需要大开放理念和全球化视角（资料图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吴志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姜业庆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无论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是经贸合作的不断畅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融通。那么，在资金融通方面，正遇到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该如何进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一带一路”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吴志峰。巨量需求难掩诸多挑战“就‘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需求来看，整体而言是需求量大、挑战也多。”吴志峰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基础设施落后，但由于经济落后、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等原因而局势动荡、法律缺失推高了资金融通的风险，由此，不利于引入国外投资，而且会促使本国本已有限的资本外流。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传统的援助贷款、项目承建、商品贸易等双边模式极易受到政治动荡的冲击，并造成了巨大的融资缺口问题。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从2010年到2020年，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就高达8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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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融资缺口巨大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资成本也相对较高。吴志峰指出，相较西方许多国家的在零利率左右的成本而言，沿线国家的融资成本普遍较高。有数据显示，沿线31国中有24个国家实际利率高于中国，其中9个国家更是高于10％，信贷成本极高。除黎巴嫩和泰国外，22个国家的银行信贷占GDP比例显著低于中国，信贷供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除此以外，沿线国家股票交投不活跃，导致直接融资几近缺失。沿线64国中，有33个国家股票交易额占GDP比例低于10％，其中17个国家更是低于1％，股票投资极不活跃。二级市场的不活跃必然会导致一级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不足，企业无法通过便利的股权融资实现资本的快速扩张，制约了工业化进程，导致资本缺口矛盾更加突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区域的风险高也推高了其融资成本。从评级结果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低风险国家只有4个，占6．4％；中等风险国家有43个，占68．2％；高风险国家16个，占25．4％。要站在全球的角度看待资金融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既然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资金融通缺口大、成本高，那么，就需要开拓思路来解决投融资所面临的问题，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资金的融通问题。吴志峰认为，要有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并重的建设理念，这是顺利解决资金融通的前提条件。吴志峰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不仅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还要从参与国际分工的角度，进行产业及开发区的融资，以适度推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发展。要带动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要进行产业链的对接。“不仅要修路架桥，还要有车跑。”吴志峰说，只有有了车流，才能保证有持续的现金流；有了持续的现金流，投资方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因而，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建设融资，产业发展园区融资不可或缺。而且在资金融通上要有大循环的发展理念。吴志峰阐述了一个“价值双环流”的理论，认为价值双环流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到全球生产贸易体系中，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形成了价值“上环流”，同时也正在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价值“下环流”，在这两个环流中，我国处于承上启下的中枢位置。通过形成价值“双环流”，既要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产业与资本方面形成良好的循环，又要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资本有序对接，这样中国就会成为连接“一带一路”国家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产业、资金、信息的一个中转站。最终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能促进我国自身的产业升级。吴志峰认为，我国具有世界上69个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既有高端制造业技术，也有中低端产业，这不仅可以有效地与沿线国家的产业进行互补，还能帮助各自国家有效地进行产业升级。在融资上具体如何解决？必须要有大视野，要有大开大合的融资思路。按照吴志峰的设想，需在内外统筹、内外联动的指导思想下，首先建议设立中国国际开发署，统筹解决援助性贷款及其他贷款，要认真借鉴欧美日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署的经验。吴志峰认为，目前，援助类资金属于商务部管理，但与外交部的协调性不够，与发改委主管的国内产业协调也不够。因而援助性贷款应与开发性贷款相结合，形成资金联动。另一方面，通过信用合作走国际市场融资之路。具体办法是通过中国增信的模式。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普遍偏低，风险较正常国家大，在国际市场上融资成本也要高。但是，如果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使其增信，就会提高在国际市场的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除此之外，还要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在沿线国家开设分行或子行，加强货币清算等基础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要更好地服务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必须同步跟进。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其银行体系落后，结算效率低，货币汇率波动大，往往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不利于企业投资和经营。也要帮助沿线国家建立和发展直接、间接融资体系，搭建跨国证券交易所作为融资平台。同时，适度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区域内优质企业到我国进行股权和债券融资，在方便国内资本对外投资、增加对外资本供给的同时，也丰富海外人民币的投资标的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为后续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培育市场基础。当然，还要开发出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契合沿线国家的融资需求。考虑到沿线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差异，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金融大国，应针对各国、尤其是那些贫困国家的社会文化特点和切实需求，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个性化程度。主 编丨毛晶慧编 辑丨曹阳来源：中国经济时报</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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