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 | 车牌摇号会降低城市生育率?这是真的

周五下午的北京市中心总是非常拥堵,路上耽误许多时间,是最糟糕的出行时刻之一。不幸的是,我的女儿要参加溜冰集训,她只有那个时间能去上课,并且,我们要从城西的家赶去城东。

每个星期,我们都面临两种选择:坐地铁或者打车。北京的地铁虽然便宜,但是从我们家到地铁口、进入车站到乘车以及站内换线的时候都需要长距离步行。女儿不喜欢在车上被人挤或者步行及站立近一小时。作为家长,坐地铁也很心累,为了能按时上课,我需要不断催促女儿加快脚步。

如果选择打车,车费要贵得多。除了堵车外,许多出租车夏天不开冷气,我和女儿全程在后座汗流浃背。

这种周五下午的艰难选择体现了北京等密集城市在交通权衡中面临的难题。虽然大多数父母希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必须不断权衡在活动场所之间长途旅行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从许多方面来看,拥有私家车是最好的选择。购买汽车后,每次出行的追加成本很低。私家车干净、舒适、私密。我能按照计划的时间和线路安排出行,而女儿坐在后面可以安静地在自己的空间里看书。

然而,在北京、上海等多个中国城市,私家车的所有权只限于那些能成功摇到号或者竞拍到车牌的人。北京自2011年开始实施车牌摇号制,参与的人数逐年递增,目前的中签率微乎其微——不到0.1%。我有几个朋友坚持参加摇号五年多仍尚未中签。

限制车辆所有权的最初目标是为了保护环境,毫无疑问这些效益非常大。在一篇论文中,我和合著者估计,北京开始实施车牌摇号后的几年里,汽车数量削减了10%以上。减少汽车数量无疑对减少拥堵、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了有力和积极的影响。

但是,限制人们拥有私家车会有其他后果吗?

2014年,我们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合作,在当年的全市交通综合调查中加入相关问题,以了解受访家庭中是否有人参与摇号,什么时候开始参与以及是否中签。随机受访的四万户中约20%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参加了北京车牌摇号,表达了拥有汽车的愿望,因此我们能够拿其中的中签家庭和未中签家庭作比较。

因为摇号的结果是随机的,所以这种设置被社会科学家称为“自然实验”。自然实验特别有意思,因为根据社会科学理论,未中签者代表了中签者的有效反事实。 换句话说,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未中签者摇号成功,他们的行为会与中签者一致。

虽然起初我们倾向于研究买车对劳动力供应等经济结果的影响,但我们在数据中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摇号中签者比未中签者有更多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发现摇号实施后的第一年,中签家庭的婴儿出生数量比未中签家庭高出30%。偶然观察到这种幅度差异的概率不到1%。

图中左侧展示摇号制实施后(2011年-2014年)家庭新生儿的平均数量,右侧为摇号制实施前(2007年-2010年)家庭新生儿的平均数量。样本中摇号中签家庭(绿色)有779户,未中签家庭(红色)有7278户。

这个结果很不寻常,于是我们决定聚焦在摇号制实施的那年,同时比较2011年之前中签和未中签家庭的婴儿出生数量。稍大一点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剂检验,因为这些孩子的出生应该未受新政策影响。我们发现这些家庭中年龄较大的孩子数量从统计学上看相同,这表明2011年后出生的婴儿数量上的差异确实受到了车辆所有权限制政策的影响

通过研究这些家庭的其他特征,我们找到了这种差异的肯定性证据。我们发现摇号中签者的父母更有可能搬来和晚辈一起住,创造了更多有祖父母、父母和孩子的家庭。这反映了中国普遍的现象,即新生儿的祖父母经常搬去与子女同住,帮助抚养孩子。

总之,我们发现车牌摇号赢家和输家家中的婴儿出生数量不同,这些生育上的差异可以归因于摇号结果的影响。如果我们假设只有那些参加摇号的家庭想拥有一辆车,我们发现在摇号制实施的头三年,北京的出生人数减少了6%。北京汽车数量的减少也带来了婴儿数量减少这意想不到的后果。

由于我们只能从一次政府调查中观察到家庭成员的行为,我们不能说车辆所有权限制是否会导致夫妇选择不要孩子,或者他们只是选择推迟到有了车再要孩子。这似乎更像是一种短期效应。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我们没有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做一些推测。

一种可能是,有辆汽车可以让夫妇们生活更舒适,更“愿意”生孩子。另一种可能是,有车的家庭带孩子更容易,因为它允许父母带孩子参加更多样的活动,且不受公共交通路线限制。我在北京和女儿的经历表明,这可能很重要。

那是否应该取消对车辆所有权的限制?我们不这么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担心生育率下降,他们可以考虑对家庭更友好的政策解决方案,比如给予有婴儿的家庭多于一个的摇号名额,这将增加他们中签的机会,同时也鼓励他们生育。政府还可以推广对儿童友好的出行方式,比如专门为有年幼子女的家庭提供地铁车厢。

话说回来,限制车辆所有权的最初政策目标是减少道路拥堵和改善空气质量,以此衡量,他们确实非常成功。

[本文根据笔者的学术论文“北京的车辆所有权限制与生育情况”(Vehicle ownership restrictions and fertility in Beijing)改写。论文发表于《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合著者包括Joshua Linn, Ping Qin和Yang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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