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红色密码”：从小团体到大政党中共四大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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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从人来人往的虹口区四川北路步入一条绿荫道，行数十步，就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中共四大纪念馆就坐落在这个地方。微风拂过，纪念馆前广场上的国旗随风飘动，虽处周围高楼林立，地处繁华商业区，纪念馆却浸润在一片出奇宁静的氛围之中。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1984年，年迈的郑超麟由人搀扶着从四川北路出发，沿着记忆走到东宝兴路，在一路数着脚步之后终于停下、举起手杖，脱口而出“就是这里”——那时，印象中的石库门房和弄堂，已经变成在建的公房。国共合作曲曲折折 弄堂里召开“群英会”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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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一条逼仄的弄堂内，中共四大秘密举行。为了会议的安全，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三不管”地界，租借了一栋石库门房子。他还将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课堂的样子，有黑板、讲台和课桌课椅，每人有英文课本。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周恩来担任了大会主席，这位27岁的年轻人，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10月份便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初次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明敏干练，应付自如，对大会上的许多问题给予很好的总结提炼，充分表现出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的本领，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这次秘密会议通过了14项文件，大会还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沿袭至今。与前几次代表大会不同，酝酿已久的四大并没有激烈争论的场面。为确保安全，四大召开时专门安排了一名阿姨在楼下“望风”，一旦有异动，就拉响一个铃铛作警示。但警铃并没有被派上用场。在这个离租界不远、又不属于租界的“三不管”地带，为期11天的四大波澜不惊。兼任会议记录员的郑超麟后来表示，整个会议“平静得好像进行一次典礼”。中共四大会址在哪？考证过程一波三折郑超麟生于1901年，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4年归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翌年初中共四大召开，他作为工作人员，除了担任记录，还负责带领列席的同志到会。四大结束后，会场并没有马上退租，而是作为中央工农部的宿舍，郑超麟又多次来过。缘此，他对中共四大会址印象深刻。郑超麟说，当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的哈同路民厚南里。中共四大期间，他总是在静安寺乘上有轨电车，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铁路轨道口转弯，不越过铁路，沿着轨道往北走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两三排房子，都是比较新的三层楼石库门房屋，就租定其中一幢作为开会场所。据郑介绍，这会场所以选在那里，是因为它符合两大基本要求：会场不能安排在租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可以撤往租界。郑超麟说，三楼作为外地代表的宿舍，一律打地铺；二楼为会场，有意摆上黑板、讲台、课桌椅，与会者人手一本英文书，以防有人闯入，就推说是在办英文补习班；底楼客堂间则是空置的。与会代表进出均走后门；每天散会，除了按照上述路线原路返回，还另有两条路线可走。1984年5月7日的下午，郑超麟到实地寻访。从横浜桥南面的川公路进去，不一会就看到那时还铺设在那里的铁轨；但是，沿轶轨北行不远，周围环境大变。凭借超强的记忆力，郑超麟缓慢地梳理着历史的痕迹，最终在川公路与东宝兴路的一段铁轨旁站住，指着铁轨东边的新工房，明确地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的会场所在地。”为慎重起见，上海市文管会与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对此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工作。曾到中共四大旁听过一两次的黄平在其《往事回忆》一书中提到的大会地址在“横浜桥北堍”，经考释，这与郑超麟的相关回忆在大方位是一致的，但准确而言，中共四大会应在桥的西南。经多方验证，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确认了中共四大会址，经有关部门审定后，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政府颁发文件，明确“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四弄二十八支弄八号”为中共四大会会址遗址。珍视历史做好传承 讲好中共四大故事中共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北伐军胜利进军，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新的革命的民主政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一组被反复引用的数据，颇能看出成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仅50多人，二大、三大时分别为195人、420人，四大召开时为994人。而两年后于武汉召开五大时，中共党员人数激增至57983人。中共四大纪念馆总建筑面积约为3180平方米，主展厅按照“时局与形势”、“筹备与召开”、“发展与高潮”的顺序进行展示。序厅设置了栩栩如生的工农联盟大型雕塑。展厅二楼则是场景再现区，展示了当年四大的石库门会址景象。此外，在展品旁都设有二维码供扫描，用以收听讲解录音。如何宣传好中共四大精神、讲好中共四大故事？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徐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共四大的故事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故事。近几年，纪念馆结合一些重大的主题，如纪念四大召开90周年、纪念五卅运动90周年、纪念建党95周年等举办历史展览。“同时考虑受众的因素，我们会进行分类分层的讲解。对于一些较为专业的参观者，我们通过现场教学等方式进行深入而透彻的讲解；而对于广大普通群众，主要以讲故事为主，尽量生动活泼。并通过视频、口袋书等多种方式，希望能够让不同专业水平、文化程度的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看得懂。”（唐小丽 实习生沈逸飞 俞驰韬）</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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