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3X1P作者:张妮china.huanqiu.comarticle专访大疆董事长李泽湘:学院派创业为何比不上草根/e3pmh1nnq/e3pmh1obd【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张妮】如果你知道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他看起来的确像一位教授。如果你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大疆创新公司的董事长,那么,他看起来仍然像位教授。戴着眼镜的李泽湘靠在酒店的沙发上,头发没有特意打理,笑起来露着八颗牙,朴素平实如大多数学者。但他又和大多数学者不同,10多年前,在他主导的项目中,一名叫汪滔的学生显示出对飞行控制技术的兴趣,他引导并协助汪滔创业。如今,这家公司已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约80%的份额。不过,李泽湘认为自己始终是一名老师。“帮助学生创业是教育的延伸,从这里摸索出一些经验,帮他们一直走下去。”虽然在港25年,他仍操着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创业者说,我们需要更多乔布斯。很多美国高校都在探索如何用系统的方式培养更多乔布斯。”而李泽湘的梦想和正在做的,就是在中国批量孵化出更多“大疆”。创业者有一个共同点:喜欢玩《环球时报》记者遇到李泽湘是两周前在香港举行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他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身份发表了一场主旨演讲。那场论坛,他的学生——大疆创新公司创始人、CEO汪滔也短暂现身,匆匆离去。与汪滔相比,李泽湘的名字也许没有那么响亮,但实际上,他是这一“产学研”项目的孕育者。1979年,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的前身)17岁新生李泽湘被公派赴美留学,他先后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电机工程及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工程与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李泽湘加盟香港科技大学。致力于研究人工智能的他最想做的是成立一家企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1999年,深港产学研基地的启动提供了契机,他创办了主打运动控制系统的固高科技公司,并成为基地入驻企业。这次创业让李泽湘对于产业发展需要什么人才、学生创业应具备什么能力有了深刻认识。后来,他在港科大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机器人设计,让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学生在一起,通过沟通合作,解决产品设计的实际问题。他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做毕业设计,因此,学生必须到深圳采购零部件,了解深圳的产业链。而汪滔正是这门课程的学生之一。 “汪滔当时说,他想做个航模飞行控制器,他从小就喜欢玩航模,我说你能自己找到问题去做,挺好。”李泽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创业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喜欢玩。玩机器人、玩航模……但高考的压力使他们的兴趣被压制了。“实际上,你只要提供一个环境,就能让学生把原来的兴趣激发出来。后面,老师的事蛮简单,支持他们去做就行了。”李泽湘回忆道,汪滔创业碰到很多困难,比如前期在深圳招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跑光了,有的人还拿他的技术出去搞个小“大疆”,“你就得帮他重新创建团队,不过,学生更多还是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跟他聊聊天,听他诉诉苦,年轻人还是能做敢闯的。”至于为什么中国原创和领先的市场会发生在无人机行业,李泽湘认为,这是偶然也是必然。首先,这个技术在实验室的研究已做了很长时间,有很好的基础;深圳的3C制造产业很成熟,能又便宜又好地将技术转变成产品。“大疆不是第一个做飞控的,关键是,当时这几个年轻人能不被传统的山寨思维左右,自己去定义这个产品,把它做到极致,做出风格,所以,他们走出来了。”与汪滔同时创业的,还有李泽湘培养的哈工大深圳研究院的学生,但那个项目失败了。“原因很复杂,吵架、想做的事太多等,各种问题都有,”李泽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不过,后来那些创业者又创办了一大批公司。所以,失败了没关系,从头再来。”如何批量培养“大疆”大疆的成功给李泽湘很大启发。他不断思考,如何把单个成功案例系统化、规模化,培养出一批“大疆式”的科技创新企业。“产学研结合这条路,我在香港探索了20多年,大家可能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但要真正做到真不容易。”李泽湘坦言,最大挑战是,不管内地还是香港,大学教育都远远落后于科技产业的发展,高校没有充当科技产业的发动机。“中国大部分创新科技公司都是由草根创办的,学院派创业非常少。虽然香港有几所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但这些大学都是在论文发表排名上不错,成果与产业结合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评估和定位出了问题,“我们还在用传统的标准去评价一个学科、一个学校,比如发表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有多少院士等,但这些东西跟成果转化没有太大关系。”李泽湘清楚地记得,1998年香港科技大学派了一批教授去深圳培养人才、与企业合作。“结果,很多人被退回来了。因为香港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发表论文,很多老师没办法把科研成果产业化。”“我们也在检讨,在人才培养上,如何用更新的方法培养敢创业的学生,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学生毕业后都去了硅谷大公司和金融界。”李泽湘认为,香港高校需要在创新人才尤其是理工科人才培养机制上大胆改革,将学生的课程设计自然延续到创新中。“比如,学生做毕业设计时,能不能组织他们到工厂参观,提炼出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去设计产品,就有产生创业项目的可能。”教育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一朝一夕实现,李泽湘选择自己创业来解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2014年,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在东莞揭牌,李泽湘团队负责基地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这是一个孵化平台,他希望把香港、内地以及全球的创业者聚集到这里,打造世界级的机器人产业平台。“现在我们已经培育了20多家机器人创业团队和公司,发展得还不错。他们的成功就是我的终端产品。相信10年、20年后,这里将走出更多明星高科技企业。”去年,李泽湘将这个模式推回香港,他与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香港大学陈冠华教授等共同发起成立“HONGKONGX”科技创业平台,引导在港青年创业。大湾区的人才还远远不够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跟香港差不多同时起步,但香港的发展速度显然落后了。在李泽湘看来,香港过去的“地产思维”、“金融思维”以及“公务员思维”,对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是很大阻碍。“必须要突破原来的思维框架,不能总是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要有冒险、担当的意识。”他相信,粤港澳大湾区的倡议对香港及珠三角的科技创新发展大有裨益。“香港是国际都市,教育体系较为完善;深圳有敢闯敢干的文化,是中国的硅谷;东莞是世界工厂、制造基地。珠三角具备世界最完整、最具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体系,从创意到样品的转化速度,比硅谷快10倍,而成本只有硅谷的1/10。”他说,这三个地区有天然互补性,要协调发展,而不是做零和游戏。“如果把这些竞争优势发挥到极致,在世界范围是了不起的优势。”“不过,目前,深圳、香港以及整个大湾区的人才、教育、科研资源还远远达不到发展需求。即使美国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有斯坦福大学和一大批非常牛的企业,他们还是需要把世界知名大学的年轻人才吸引到美国去。我们不止整合自己手上的牌,还要把世界各地优秀的资源整合到这里来。”“腾讯、顺丰、大疆,都是粤港澳大湾区非常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这对创业者是一种鼓舞,后面还会有更多例子,只是它们还没有浮出水面。”李泽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然,它们还需要时间。”14994576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杨阳环球时报149945760000011["9CaKrnK3pnP","9CaKrnK3in9","9CaKrnK3eTc","9CaKrnK2LDU","9CaKrnK2q85"]//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7/0708/thumb_500_500_20170708040004158.jpg{"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张妮】如果你知道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他看起来的确像一位教授。如果你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大疆创新公司的董事长,那么,他看起来仍然像位教授。戴着眼镜的李泽湘靠在酒店的沙发上,头发没有特意打理,笑起来露着八颗牙,朴素平实如大多数学者。但他又和大多数学者不同,10多年前,在他主导的项目中,一名叫汪滔的学生显示出对飞行控制技术的兴趣,他引导并协助汪滔创业。如今,这家公司已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约80%的份额。不过,李泽湘认为自己始终是一名老师。“帮助学生创业是教育的延伸,从这里摸索出一些经验,帮他们一直走下去。”虽然在港25年,他仍操着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创业者说,我们需要更多乔布斯。很多美国高校都在探索如何用系统的方式培养更多乔布斯。”而李泽湘的梦想和正在做的,就是在中国批量孵化出更多“大疆”。创业者有一个共同点:喜欢玩《环球时报》记者遇到李泽湘是两周前在香港举行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他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身份发表了一场主旨演讲。那场论坛,他的学生——大疆创新公司创始人、CEO汪滔也短暂现身,匆匆离去。与汪滔相比,李泽湘的名字也许没有那么响亮,但实际上,他是这一“产学研”项目的孕育者。1979年,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的前身)17岁新生李泽湘被公派赴美留学,他先后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电机工程及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工程与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李泽湘加盟香港科技大学。致力于研究人工智能的他最想做的是成立一家企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1999年,深港产学研基地的启动提供了契机,他创办了主打运动控制系统的固高科技公司,并成为基地入驻企业。这次创业让李泽湘对于产业发展需要什么人才、学生创业应具备什么能力有了深刻认识。后来,他在港科大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机器人设计,让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学生在一起,通过沟通合作,解决产品设计的实际问题。他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做毕业设计,因此,学生必须到深圳采购零部件,了解深圳的产业链。而汪滔正是这门课程的学生之一。 “汪滔当时说,他想做个航模飞行控制器,他从小就喜欢玩航模,我说你能自己找到问题去做,挺好。”李泽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创业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喜欢玩。玩机器人、玩航模……但高考的压力使他们的兴趣被压制了。“实际上,你只要提供一个环境,就能让学生把原来的兴趣激发出来。后面,老师的事蛮简单,支持他们去做就行了。”李泽湘回忆道,汪滔创业碰到很多困难,比如前期在深圳招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跑光了,有的人还拿他的技术出去搞个小“大疆”,“你就得帮他重新创建团队,不过,学生更多还是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跟他聊聊天,听他诉诉苦,年轻人还是能做敢闯的。”至于为什么中国原创和领先的市场会发生在无人机行业,李泽湘认为,这是偶然也是必然。首先,这个技术在实验室的研究已做了很长时间,有很好的基础;深圳的3C制造产业很成熟,能又便宜又好地将技术转变成产品。“大疆不是第一个做飞控的,关键是,当时这几个年轻人能不被传统的山寨思维左右,自己去定义这个产品,把它做到极致,做出风格,所以,他们走出来了。”与汪滔同时创业的,还有李泽湘培养的哈工大深圳研究院的学生,但那个项目失败了。“原因很复杂,吵架、想做的事太多等,各种问题都有,”李泽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不过,后来那些创业者又创办了一大批公司。所以,失败了没关系,从头再来。”如何批量培养“大疆”大疆的成功给李泽湘很大启发。他不断思考,如何把单个成功案例系统化、规模化,培养出一批“大疆式”的科技创新企业。“产学研结合这条路,我在香港探索了20多年,大家可能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但要真正做到真不容易。”李泽湘坦言,最大挑战是,不管内地还是香港,大学教育都远远落后于科技产业的发展,高校没有充当科技产业的发动机。“中国大部分创新科技公司都是由草根创办的,学院派创业非常少。虽然香港有几所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但这些大学都是在论文发表排名上不错,成果与产业结合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评估和定位出了问题,“我们还在用传统的标准去评价一个学科、一个学校,比如发表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有多少院士等,但这些东西跟成果转化没有太大关系。”李泽湘清楚地记得,1998年香港科技大学派了一批教授去深圳培养人才、与企业合作。“结果,很多人被退回来了。因为香港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发表论文,很多老师没办法把科研成果产业化。”“我们也在检讨,在人才培养上,如何用更新的方法培养敢创业的学生,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学生毕业后都去了硅谷大公司和金融界。”李泽湘认为,香港高校需要在创新人才尤其是理工科人才培养机制上大胆改革,将学生的课程设计自然延续到创新中。“比如,学生做毕业设计时,能不能组织他们到工厂参观,提炼出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去设计产品,就有产生创业项目的可能。”教育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一朝一夕实现,李泽湘选择自己创业来解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2014年,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在东莞揭牌,李泽湘团队负责基地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这是一个孵化平台,他希望把香港、内地以及全球的创业者聚集到这里,打造世界级的机器人产业平台。“现在我们已经培育了20多家机器人创业团队和公司,发展得还不错。他们的成功就是我的终端产品。相信10年、20年后,这里将走出更多明星高科技企业。”去年,李泽湘将这个模式推回香港,他与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香港大学陈冠华教授等共同发起成立“HONGKONGX”科技创业平台,引导在港青年创业。大湾区的人才还远远不够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跟香港差不多同时起步,但香港的发展速度显然落后了。在李泽湘看来,香港过去的“地产思维”、“金融思维”以及“公务员思维”,对发展创新科技产业是很大阻碍。“必须要突破原来的思维框架,不能总是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要有冒险、担当的意识。”他相信,粤港澳大湾区的倡议对香港及珠三角的科技创新发展大有裨益。“香港是国际都市,教育体系较为完善;深圳有敢闯敢干的文化,是中国的硅谷;东莞是世界工厂、制造基地。珠三角具备世界最完整、最具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体系,从创意到样品的转化速度,比硅谷快10倍,而成本只有硅谷的1/10。”他说,这三个地区有天然互补性,要协调发展,而不是做零和游戏。“如果把这些竞争优势发挥到极致,在世界范围是了不起的优势。”“不过,目前,深圳、香港以及整个大湾区的人才、教育、科研资源还远远达不到发展需求。即使美国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有斯坦福大学和一大批非常牛的企业,他们还是需要把世界知名大学的年轻人才吸引到美国去。我们不止整合自己手上的牌,还要把世界各地优秀的资源整合到这里来。”“腾讯、顺丰、大疆,都是粤港澳大湾区非常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这对创业者是一种鼓舞,后面还会有更多例子,只是它们还没有浮出水面。”李泽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然,它们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