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学者论苏共二十大与“六十年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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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摧毁了苏共意识形态的核心与支柱，破坏了苏联社会高度统一的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主导的价值观，开启了社会意识深刻分化的进程。受苏共二十大自由化思想影响成长起来的“六十年代人”，后来成为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主要力量。一、二十大开启了苏联社会民主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程苏联民主派知识分子将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期称为“解冻”或社会的“精神改革”，他们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和由此开启的苏联社会民主化、自由化进程。1988年前后，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开始重视研究赫鲁晓夫执政十年的历史，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与改革的关系。他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开启了民主化进程，并且将赫鲁晓夫自苏共二十大至苏共二十二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运动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进程，而该进程的客观历史意义就在于民主化，在于用完全新型的、依据完全不同原理的社会主义，取代所谓的斯大林“兵营式的共产主义”。在他们看来，赫鲁晓夫时代的民主化过程与后来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赫鲁晓夫在不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原则情况下，采取了实现现代化和改革的措施，开始了自由化进程。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过程就是不要马列主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过程。戈尔巴乔夫后来就继承了这个“完全不同原理的社会主义”，走上了彻底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民主派知识分子十分赞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勇气，认为这是赫鲁晓夫不顾个人风险和名利的“大无畏行动”，使人们获得了思想解放。诗人A·沃兹涅先斯基甚至由于赫鲁晓夫的这一“壮举”而宽宏大度地原谅了他当众羞辱自己的行为，因为诗人认为重要的是：“1956年后人们获得了解放。”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二十大的分析与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这种民主化尝试对“六十年代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二、二十大直接影响了“六十年代人”的改革思想“六十年代人”，亦称“二十大的儿女”。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和新闻秘书安·格拉乔夫于2001年出版了俄罗斯第一本戈尔巴乔夫传记——《戈尔巴乔夫之谜》，书中解释了“六十年代人”的概念， “六十年代人”系指世界观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公开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苏联政治环境、社会思想意识以及国际共运造成巨大冲击与混乱影响，给刚刚步入社会的一代年轻人，即“六十年代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思想烙印。他们带着苏共二十大的政治影响酝酿着改革并走向改革，他们都毫不否认苏共二十大与改革的必然联系。俄罗斯历史学家尤·阿克秀金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消除了他们对制度的恐惧，他们接触到新的关于社会与政治的思维和观点,并且作为改造社会的一代人走进了社会生活。1956年诞生的孩子们今天之所以走在改革的前列，决不是偶然的，是赫鲁晓夫那个时代影响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正是50年代和党的二十大这种现象，才使今天的改革成为可能。尤·阿克秀金与他同时代的人们在改革年代追忆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显然是为改革寻找理论渊源与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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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加速了从斯大林逝世后就悄然开始的“解冻”（社会民主化）进程 ，所以人们更多地把“解冻”与苏共二十大或赫鲁晓夫联系起来。一批深受赫鲁晓夫“解冻”思想影响的苏联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公开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没有组织，但是大力推进人权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并最终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赞同。苏联民主派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认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让许多人、尤其是许多青年人明白了：党走向了“净化”之路，走上了建立民主社会之路。甚至出现了整整一代人，我们称之为二十大的一代，站在改革最前列的恰恰是这代人。然而 ，这一条“净化”之路却是一条危险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根据安·格拉乔夫的分析，戈尔巴乔夫政治思想发生变化正是受到“六十年代人”现象的影响，戈尔巴乔夫一直试图将“六十年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而“六十年代人”的理想就是搞改革，把赫鲁晓夫“开创”、但没有展开的社会民主化进行到底。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对于苏共二十大后社会民主化没能贯彻到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赫鲁晓夫不想去深入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为这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陷于停顿。” 正是这种潜藏的对赫鲁晓夫不彻底民主化的批判意识，促使戈尔巴乔夫在成为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后，开始大力弥补苏共二十大留下的“遗憾”，重新开启苏联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实行改革。在苏共二十大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六十年代人”，在改革时期推出赫鲁晓夫这位沉寂多时的改革“先贤”，继承并发扬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否定斯大林和倡导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做法，大搞民主化与“公开性”，大肆否定苏联体制，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最终导致苏共丧失政权以及苏联解体。在这些“六十年代人”（ 即“二十大的一代”）中，当以“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与“改革设计师”亚·雅科夫列夫为“翘楚”。他们的思想正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发生了巨大转变。三、二十大后戈尔巴乔夫与亚·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变化戈尔巴乔夫看到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时已经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工作了一年。安·格拉乔夫认为，正是从这时起，才能把戈尔巴乔夫归入“六十年代人” 。同其他民主派知识分子一样，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欣然接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表达的批判斯大林的思想。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比较自然和容易地接受并赞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也许还与戈尔巴乔夫念念不忘自己出生在大清洗受害家庭有关——他的祖父在1934年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被当成“怠工者”）而被送到劳改营，外祖父因“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成员”而获刑，而他妻子的外公则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被处决。所以，戈尔巴乔夫对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直言，自己对苏共二十大心存感激并积极地参与揭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 苏共二十大以后，作为共青团的工作者，戈尔巴乔夫主动向上级提出关于向青年宣讲苏共二十大的计划并得到批准。与苏共二十大一脉相承的苏共二十二大更加深了戈尔巴乔夫关于非斯大林化的思想烙印。罗·麦德维杰夫认为，苏共二十二大对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戈尔巴乔夫首次以代表身份出席那次代表大会。而苏共二十二大更加直言不讳地谈到斯大林的罪行，并通过了关于把他的遗体移出列宁墓的决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促成了苏联社会和党的“大更新”，并在国家生活中留下了后来停滞时期也无法抹去的深深的印迹。正是苏共二十大和苏共二十二大给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苏共官员和罗·麦德维杰夫等民主派人士奠定了反斯大林以及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安·格拉乔夫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思想有多方面的来源。他早在斯塔夫罗波尔担任州党委书记时，就对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宣扬的关于用合法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十分感兴趣，阅读了很多葛兰西、陶里亚蒂、波法之类马克思主义“异己分子”的著作，以及当代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哲学家——萨特、马尔库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义者或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其他欧洲共产党人等共产主义的“异教徒”都成为了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义者系指戈尔巴乔夫的大学同窗好友——后来成为“布拉格之春”的领头人之一的捷克人姆雷纳尔日。1967年，姆雷纳尔日曾到斯塔夫罗波尔看望过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在当上总书记后，还邀请因“布拉格之春”事件被开除党籍并流落到奥地利的姆雷纳尔日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认真阅读了私下出版物、在外国出版的读物、仅供内部阅读或小范围分发的“非公开”出版物以及独立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史”丛书，正是这些书中的“事实依据”使他抛弃了党内关于苏联历史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粗浅和不真实”的看法。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助理、历史学家阿·切尔尼亚耶夫1993年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详细记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他指出，外国读物对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决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当戈尔巴乔夫仔细地阅读了美国人写的《尼·伊·布哈林》一书后，他就作出了取消对布哈林禁令的决定。1987年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对布哈林个人及其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打开了重新审视以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的整个意识形态的闸门，掀起了彻底重新评价各种价值观的第一次浪潮。“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十分看重苏共二十大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1956年，亚·雅科夫列夫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当时他是苏共中央学校部的指导员。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他背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自述说明了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我，我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首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体现，即所谓‘社会主义’的。正是因为我曾仔细研究过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个教义的‘永恒真理’在我眼里一年比一年暗淡无光，越来越经常出现疑点和空白点，往日的那种浮想联翩的色调已明显地失去光泽。这里没有什么悖理之处，这里有自己的逻辑。当然，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称之为“从野蛮向文明的突破，是从动物的本能向恢复理智的突破，是从非理性向责任感的突破。它惊动了社会的精神世界，而这是自由的唯一土壤”。苏共二十大后，雅科夫列夫申请离开苏共中央机关去学习。他于1956年至1960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部学习，期间他作为苏联二战后第一批四名学生之一，被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经过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后，他怀疑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他说：“苏共二十大引起了骚动和各种矛盾的反应，我个人对过去和现在的评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我是二十大之后去美国的，当时我比较年轻，具有非常矛盾的思想，在我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在苏共二十大后，雅科夫列夫的世界观逐渐发生了转变，后来发展到完全站到了反对苏共意识形态、反对苏联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上面。他在国外工作生活的11年（1972年—1983年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不但使他“增加了一定数量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而且更加坚定了他对于苏联“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日益糜烂，政治体制处于濒死状态” 的看法。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回来后不久就把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任命其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并很快让他进入自己的私人写作班子。雅科夫列夫于1985年当上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书记，1987年当选政治局委员。他与戈尔巴乔夫一起搞改革，被称为“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一开始在给戈尔巴乔夫准备发言稿时，大谈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但是自己又常常发表一些相反的言论和观点，并逐渐在改革的思想中体现出来。苏联的一些政界人士都指出过雅科夫列夫两面派的特点，安德罗波夫称其为“心怀鬼胎的骗子” ，克留奇科夫（前苏联克格勃主席）则说他“始终都戴着一副虚假的面具，说一套，做一套”。1990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谈到自己改革以来主要做的三件大事：制定和实行新政治思维、领导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工作、发展民主化和公开性运动。这三件大事都贯穿着一个主题思想，那就是要让苏联从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上去。因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雅科夫列夫在改革之初大力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运动就是他颠覆苏共领导地位、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手段。1990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公开宣称，改革就是要打断这个所谓的“极权体制”的脊梁。 在这样的改革思想指导下，苏联亡党亡国就毫不奇怪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所作所为，首先给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人士进行“松绑”，让他们看到了体制变化的希望，同时又让很多原本相信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年青一代人对其产生怀疑，思想观念与政治立场发生变化。这两类人物就是后来成为改革时期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六十年代人”。对于苏共政权来说，苏共二十大最主要的影响就是自由化的思想影响，它的致命后果是培育出了导致苏共瓦解和苏联体制解体的反对派。（作者：马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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