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南海研究院：揭秘南海问题智库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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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在美丽海南岛的最南端，古人将“天涯”二字镌刻在海滨的一块巨石上。或许他们认为，那里便是天之尽头。然而，越过目之所及的海天交汇线，还有我国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洋。那片海，正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外海——南海。如今的南海并不平静。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过去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周边国家，也陆续对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甚至派兵侵占。由此，拉开了中国为维护南海权益与区域和平而与有关国家长期斗争的序幕。吴士存和他带领的中国南海研究院就在斗争队伍中。为了“天边”那片海，他们在一个不见硝烟的战场中殚精竭虑，默默地奉献了20余载的青春岁月。“意外”的收获与沉重的问号中国南海研究院是一家以南海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国家级研究机构。由于专业性较强，如果不是因为近年来南海争端不断升温，或许她还并不为普通大众所认识和了解。但如果回忆起她成长的点点滴滴，却有很多让我们感动和深思的故事。故事源头，要从北部湾划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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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湾是中越两国陆地和中国海南岛环抱的一个半闭海，面积约12.8万平方公里。由于历史原因，两国自古以来均未明确划分过北部湾。20世纪60年代以前，双方按各自宣布的领海宽度实施管辖，湾内资源共用共享，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随着现代海洋法制度的发展，中越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方面的划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为北部湾划界一事，中越两国曾先后于1974年和1977-1978年两次展开谈判，但因立场相差甚远，均无果而终。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尽早解决包括北部湾在内的边界领土问题。根据外交部安排，海南省外办是承担谈判前期准备工作的主要单位之一，需要在2个月之内完成北部湾海岸线和水域的历史、地理与现状等问题的调研。具体工作落到了以省外办新闻处为主要班底的调研组肩上。担任外办新闻处副处长的吴士存奉命主持调研组工作。当时距他从南京大学调来海南仅仅数月，不料初来乍到便遭遇严峻挑战——我国相关文献几乎没有系统性储备。这就意味着所有调研工作都必须从零开始：既要进行大量现场调研、人物采访，又要在浩瀚的文献资料库中如大海捞针般检索、查阅、筛选出有用资料，再撰写、完成调研报告。90年代初，信息技术还未普及，搜集资料全都得从传统检索方式——“翻卡片”开始。每一份文献资料的获取都必须经过查阅索引、书库查找、逐一解捆、翻阅摘抄、打字刊印等多个繁琐的步骤。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研究人员回忆起这段经历无不感慨地说，检索、获取资料是一个细致、枯燥、默默无闻、充满失败和挫折感的过程，必须忍受单调重复的查找和不愉快的体验，抑制因查阅和寻找资料枯燥乏味而产生的厌烦、焦躁等不良情绪，并克服滋长起来的惰性。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调查组就查阅了200多种书刊(其中大多是古籍)和50多卷档案，走访了近百个单位和个人，并形成了3万余字的专题报告，为我国制定北部湾划界谈判方案起到了重要作用。短暂而又忙碌异常的调研工作带来两个“意外”收获：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带出了具备一定专业研究能力的人才队伍。但吴士存心中却因此挂上了多个沉重的问号：这些文献资料将来怎么办？研究队伍就这么散了吗？南海其他纠纷远比北部湾复杂，若未来再遇到类似情况是否还要从头再来？“这是一笔珍贵的‘资产’，需要一个载体很好地积淀下来，将来一定会派上大用场。”吴士存规划出了一幅蓝图。激情燃烧在“蜗居”岁月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南海问题开始升温，特别是1995年“美济礁事件”后，美国逐渐改变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立场，使南海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海南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和最小的陆地省，尽管拥有全国最大的海洋管辖范围，但却面临“不完全连续领土”的地理特征、外国军队占领的“既成事实”和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剧的潜在危机。和其他边疆省区都将疆界问题作为本省的重要研究任务一样，海南也必然要承担起研究南海问题的重任。海南省外办的科研成果，为中方在北部湾划界谈判中争取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更让各界进一步的认识到加强海洋研究在解决海洋管辖和岛屿主权争端过程中的重要性。1996年2月，经海南省政府批准，海南南海研究中心成立。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只是挂靠在海南省外办新闻处的一个内设研究机构，没有编制、没有专职研究人员，仅有一块钢镌的牌子、一张手绘的北部湾地图和一台电脑，“蜗居”在当时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里。但即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研究成果却依旧丰硕。短短数年间，海南南海研究中心高质量地完成了很多外交部等机构委托的南海调研课题，并且创建了《南海地区形势年度评估报告》、《南海专业文献数据库》等学术研究品牌，逐步形成了特色的研究领域。现任海南省外侨办处长的钟天祥，1998年加入研究团队，回忆起十多年前的工作情景便难掩内心的兴奋，仿佛那就是属于他们的激情燃烧岁月：“我们都是兼职，一分工资也不多拿，可大家都很有干劲，白天干完外办的活，晚上就跟着吴主任搞研究。”钟天祥当时负责翻译《有关情况与海域划界》一书，该书正是我国所缺少的理论专著，但其中不仅充斥大量专业术语，而且英文中还夹杂了法文和拉丁文，翻译难度极高。由于当时家中没有电脑，作为兼职研究人员，钟天祥就只能在办公室翻译，连身怀六甲的妻子下班后也只好每天到他办公室受照顾。初稿完成，钟天祥惊叹“连自己都看不懂。”不过，在吴士存的鼓励和帮助下，钟天祥依然坚持翻译，七易其稿后最终于2004年出版。如今这部书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海域划界问题的必读书目。2002年，时任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同志在海南考察期间，专程到海南南海研究中心调研，高度评价研究团队的创业精神和科研成果，并现场指示外交部有关机构加强对其科研成果的综合利用。升格“国家队”：万事皆能 惟不言弃随着南海问题逐步升温，其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2002年，唱了6年“空城计”的海南南海研究中心终于得到4个专职编制。但即便如此，国内南海研究队伍“老、散、偏”(即研究队伍老化、力量分散、偏重历史学科)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观。任怀锋是研究中心第一获得正式编制的专职人员，他当时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参加、筹划、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任怀锋说：“我们一两个人就能组织一场学术会议，但很显然，那时国内整体的南海问题研究格局难以对总体外交形成有力支撑。”面对这一情况，吴士存看到了问题，更看到了机遇，心中又酝酿起一个构想：能否在海南南海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南海研究院”，作为国家级的南海问题研究智库，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呢？这一构想得到了外交部、海南省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一个由海南省提交的、将海南南海研究中心升格更名为中国南海研究院的报告递到国家有关部委。一个学术机构升格及更名，看似简单的过程背后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历程，困难和挫折中只有体验过的人才能领悟到。海南南海研究中心是一个隶属地方的研究机构，若要冠以“中国”字头，变成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审批程序相当复杂，需要协调外交部、发改委、中编办、海洋局等多个中央部委，而一些专业部门虽然总体支持，但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对类似机构升格的工作相对陌生，相关政策法规也不够明晰。所以，海南省递交的申请在中央部委间重复着递交、修改、再递交、再修改。吴士存已经记不清这一期间一共跑了多少趟北京，每推进一步都需要做大量的解释、说明、沟通、协调工作，这曾使他满腔的热血几度险些冷却。但好在内心中对南海问题研究的那份执着从未动摇，不断呼唤着：“再多坚持坚持。”在部委研究的最后阶段，最初意见是以“中国(海南)南海研究院”或“中国?海南南海研究院”的名义成立。但“倔强”的吴士存得知消息后，认为中国与南海具有政治上的不可分割性，部分东南亚国家曾试图把两者割裂开来，将南中国海改称为“东南亚海”，所以我们自己更不能把“中国”与“南海”人为隔离开。于是，再次说服海南省领导向国务院力陈利弊。经过难捱的等待，功夫不负苦心人，中央有关部委最终采纳了海南省的意见。2004年7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海南南海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中国南海研究院，升格为正厅级事业单位，在政策和业务上接受外交部和国家海洋局的指导。这个更名过程前后整整耗时近3年时间。对于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曾协助吴士存处理相关事务的海南省外侨办调研员韩佳为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年元旦，韩佳被安排当日值班。来到办公室后，她发现吴士存前一天在她办公桌上留了一张字条，请她代发短信向研究院同仁祝贺新年，并请她在最后附上8个字与大家共勉：“万事皆能、惟不言弃。”探索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道路智库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多指专门为有关机构提供战略性研究和策略性建议的咨询单位。政府智库与其他学术机构的区别在于：可以清晰了解政府意图，能够准确表达政府立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军队、大型企业等均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我国类似现代智库的机制至少在周代就已诞生。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即有门下“食客三千”之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决策咨询机构的建设。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原有机制逐渐暴露出经费渠道单一、发展定位不清、偏重理论研究、人才成长缓慢等弊端，越来越难满足党政机构科学决策、快速决策的需求。2009年，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研究院考察时，向吴士存提出要求，要中国南海研究院承担起探索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道路的任务。于是，近年来，中国南海研究院就主要着力在建设国家“公共外交平台”、“外交策略库”和“学术人才库”，为维权国家利益发挥学术研究机构所应有的智力支撑作用。近年来，研究院已就南海问题与各国智库建立固定的学术联系和合作关系。有关政府官员也得以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等学术身份参与相关活动，这既能更加清晰地向有关国家传递信息，又为政府外交工作保留了足够空间。在外交实战中，研究院也逐渐扮演起特殊的作用。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冲突”爆发后，研究院立刻停掉所有日常工作，密切关注事态进展，综合研判局势，详尽地制定出涵盖各种可能情况的应对之策。在事件持续期间，中国南海研究院通过独有的途径向中央高层全面、及时、有效地提供了一系列策略建议，并以学术机构名义对外传达有关信息，为事件最终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人才是科研机构最宝贵的资产。国内研究南海问题“科班”出身的人才极少。中国南海研究院也曾面临人才基础脆弱的问题。不过，近几年吴士存的“气场”竟已吸引了一批有志青年投身到这一曾经十分冷门的领域，并凭借他“捏沙成团”的本领，把学外语的洪农、李建伟，研究海洋能源的刘锋，搞外事礼宾的闫岩、曾供职于烟草公司的邓颖颖等，都调教成为颇具潜力的青年学者。为将洪农培养成为通晓海洋法、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南海研究专门人才，吴士存刻意将她送到国外学习8年。如今，洪农已日益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成为南海问题学术圈公认的后起之秀。中国学者曾在涉外学术场合屡吃“语言亏”：“外语水平不高，难以完整表达我们的主张，研究水平再高也是茶壶装元宵——有货倒不出。”因此，研究院把提升科研人员的外语水平作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研究院长期邀请国外学者来院访问或担任客座科研人员，并为他们开办全英文的讲座、演讲、研讨等活动，以此强逼院内研究人员提升外语水平。2012年1月，美军四星上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在访华期间，专程赴海南中国南海研究院交流，期间双方均使用英语。随行的中联部领导后来告诉吴士存，连美方都没想到，北京的很多机构都需要翻译，而在海南却还有国际化水平如此高的研究团队。对此，吴士存告诉记者：“没办法，这就是为了适应南海斗争的需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内设的研究小组到一座国际知名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南海研究院短短16年的成长经历，正是我国维护海洋权益意识逐渐增强，捍卫海洋权益机制逐渐成熟的一个缩影。而若探究到底是什么因素造就了她的成功？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为大势，二为能员。正如一位曾经在海南工作过的领导同志说：中国南海研究院是因南海问题而生，因维护国家主权而立，因对策研究而名。从研究院的发展历史中有三个发现：一是领导干部要有敏锐的眼光；二是要有创新精神；三是要有百折不挠的工作作风。采访临近尾声，记者请吴士存预判在确保我国南海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最终解决南海问题究竟有多少把握。一直带着儒雅微笑接受采访的吴士存，简单而坚定地说：肯定不辱使命。段欣毅 杨文彦</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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