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八大"上为毛主席做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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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筹备期间，我从原单位——外文出版局被临时借调出来，参加大会文件和讲话稿的笔译工作，而且在会议期间还为毛主席做过同声传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同传”。平生头一次做“同传”“同传”，如今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由于孤陋寡闻，只听说在联合国开会时使用各种语言的“同传”，所以对这一行我很陌生，以至不免有一种神秘感。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不满14岁的孩子，而到了中共八大召开时，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能为党的如此重要的会议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担任大会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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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从党的七大到八大，时隔11年多。这期间，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首先是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仅经过四年全国解放战争，于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八大召开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经确有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亟须加强自身建设，制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主席在8月30日至9月12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中共八大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起步。出席八大的代表有1026人，代表全国党员1073万人。毛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为了参加中共八大的翻译工作，在会议举行的消息尚未公布以前，我和其他一些临时被调去的人员便早早集中到北京西苑饭店。那时的西苑饭店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高楼大厦，而是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在那里，我们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天吃住都在饭店里，就在那里对大会文件和讲话进行文字翻译。会议文件和讲话被翻译成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而这些翻译人员，也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我们日语组的领导人是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负责人康大川，他是我原单位的顶头上司。还有一位负责人是部队干部老沈同志。此外，有两位专门润色日文译稿的日本专家。等到9月15日大会要开幕时，又从各个文种的翻译班子中挑选出若干人担任了同声传译。我们日语组担任同声传译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苏琦和叶启庸等同志。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几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受过同声传译的专门训练。大会之所以安排同声传译，是因为有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日本共产党出席的是野坂参三一行。当时，北京还没有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是最理想的开会场所，所以中共八大就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在我们日语的翻译班子中，我是第一个进同声传译箱子的，因为领导把毛主席致开幕词的同声传译任务交给了我。在此之前，我虽然曾多次担任过毛主席会见日本朋友时的日语口译，但从未为他做过同声传译。感受激动人心的场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同传”箱子，心情非常紧张。由于“同传”箱子设在大礼堂二层的左侧，所以坐在箱子里，面对话筒和译稿，根本看不见主席台上的情况。即使我把头抬起来，也只能看见二楼的部分与会者，只有欠起身来往台上望，才能隔着玻璃看到讲话人的身影。戴上耳机后，周围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在未开会之前，我们曾试了一下话筒。戴上耳机后，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因此，生怕场内的代表听不见，就自然而然地把嗓门提高了起来。其实，用一般声音讲话，代表们就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不需要提高嗓门，提高了嗓门，反而会变成噪音，听者耳朵会震得受不了。开会的时间到了。我稍稍欠起身，望了一下主席台，看到毛主席已经站立起来，向讲台走去。我慌忙坐下，屏住呼吸，等待耳机里传来声音。“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耳机里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我按照事前译好的日文稿，跟着毛主席讲话的速度念下去。毛主席的声音刚落，代表们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地鼓掌。“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话音一落，全体起立默哀。默哀完毕，耳机里又传出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会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接着在讲话中分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国内和国际条件。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句脍炙人口的毛主席的名言，就是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今后任务时讲的。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毛主席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据统计，不到3000字的开幕词，鼓掌次数达34次之多，其中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共有6次。代表们的热烈掌声通过场内的话筒传到“同传”箱子里，我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我虽然担任着“同传”任务，但也不由得兴奋起来。在中共八大期间，除了为毛主席做翻译外，我们三个担任日语“同传”的人员还轮流为其他领导人所作的报告、讲话以及外国代表团团长的致词做了同声传译。我体会，做“同传”最难的是没有译稿，边听边译。如果事前准备好了译稿，就可以精神高度集中地注意讲话人的讲话和译稿，恰到好处地跟上讲话速度，努力不把稿子念错。而这次会议则根本无需脱稿翻译，因为事前几乎都准备好了译稿。化解“险情”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做“同传”期间，有一次我遇到过“险情”。事情是这样的：“后方”的翻译班子临时向我提供了一位领导人讲话的译稿。稿中，有一处明显地译错，意思完全译反了。虽然此稿经过了几个人的校对，但均未发现错误。在“同传”箱子里，在突然接到译稿的情况下，只能边看译稿边往下念。不知怎的，那一天我边听耳机里传来的话，边看着译稿念，忽然觉得译文中有一处不对劲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竟然不自觉地按耳机里听到的话，把错误纠正了过来。如果机械地盲目地往下念，一旦声音通过话筒播出去，就会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临场避免了这一大错，真是万幸！外国代表讲话时，情况又有所不同。我本人除日语外，可以说对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基本不懂，所以为说这些语言的外国代表翻译时，就要边听“同传”的中文译文边翻译成日语。但日共代表讲话时，就可以直接听日语，“同传”中文。有一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记得轮到日共代表团团长野坂参三致词时，当他谈到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的情况，谈到延安窑洞的那一段生活时，主席台上的中国同志顿时活跃起来。那动人的情景及台上人们发出的感叹声，透过主席台上的话筒清楚地传到了“同传”箱子里。大会闭幕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同声传译的岗位上坚持工作，日语组负责人老沈同志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特大喜讯：毛主席会后要接见担任同声传译的全体工作人员。我们兴奋极了！起初，我们都以为会把大家集中到一个厅里，排好队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谁知，大会刚刚宣布闭幕，在我们还没有离开“同传”箱子时，就听到从二楼的另一侧传来嘈杂的声音。接着，看到人们兴高采烈地朝二楼大厅方向奔跑，我们几个日语翻译也跟着跑去。这时，就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微笑着缓步朝我们走来。当时的情景，就像歌词中唱到的那样：“东方红，太阳升。”我顿时感到庄严、伟大，同时又是那样的亲切。大厅内群情激昂，人们不顾一切地拥上前去，争着要跟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微笑着跟前面几个人一一握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是多么想挤上前去，也跟毛主席握手啊！但是，我觉得，厅内的秩序已经很乱，再往前拥挤，实在不好。我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他那慈祥的面容。有几个兄弟国家的记者，肩挎小型录音机，手里拿着长长的话筒，纷纷将话筒伸向毛主席。那个年代，这种话筒还很少见。我看到毛主席瞅着伸向自己面前的话筒，诧异地问：“这是什么？”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人们奔走相告，久久不能平静。那些跟毛主席握了手的幸运者，情不自禁地逢人便说：“刚才我跟毛主席握了手。这只手，我再不洗了，我用这只手再跟你握一次，大家来分享这个幸福吧！”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这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难得的机会，然而我却未能如愿地与同毛主席握手，当然是莫大的遗憾。我那一直起伏着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刘德有)</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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