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vFdg china.huanqiu.comarticle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求访谈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e3pmh1nnq/e3pn60p0i用干部辛苦指数换取老百姓幸福指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求访谈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今年4月下旬推出“走转改”系列采访活动《倾听贵州》。采访团深入贵州四个地市10多个乡镇,精心采制近百篇作品,引起广泛共鸣。此次“走转改”活动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求专访了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把采访中聆听到的基层声音在第一时间与栗战书书记做了沟通和交流,现将访谈摘要刊登如下。王求:目前贵州的改革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作为中央媒体我们很关注,特别是您提出的“后发赶超”这个概念让我们觉得很新奇。现在想请您就贵州的现状和“后发赶超”这个概念,给我们做一个诠释。栗战书:“后发赶超”是我们从贵州的实际提出的,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在今年的国务院2号文件当中明确提出,贵州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后发赶超”这个路子怎么走?还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从贵州实际出发做进一步的探索。之所以提出“后发赶超”,是基于我们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各省区市当中还处在一个后进的位置。贵州总体上说还是一个欠发达的省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全国其他省份来比,我们是在前进当中落后了。我们贵州省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大部分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我们是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一个省份。但是欠发达、欠开发不等于没有发展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后发优势! 我理解,中央提出的符合自身实际,同时符合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科学发展的路子。那么科学发展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各省的情况不同,一定要因地制宜,从本省实际出发来确定走什么样的路子。我们贵州后发的优势,总体上来说,可以借鉴先进地区走过的成功路子,同时也可以避免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那么这就是一个后发的优势。还有一个后发优势,就是在其他地方,它的市场空间或者资源已经得到比较充分地利用,而后发地区它的资源开发潜力还很大,市场空间还很大,从而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也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这些都形成了一个后发地区的后发优势。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只要把它发挥得好,就可以做到起步晚、发展快,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缩小同先进地区的差距。这就是符合贵州实际的一个“后发赶超”之路。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贵州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都拉下来了。GDP、固定资产投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外贸进出口、财政总收入或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都有了增长,增长速度的排位由过去排在全国25、26位进入到了前十位,有的地区还进入了前三位。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仍然是排位靠前,贵州后发优势逐步地显现出来。我们有信心通过自己的艰苦的努力,实现“后发赶超”。王求:我们开展“走转改”活动来到贵州,听到贵州的干部群众说您在贵州省第十一届党代会上提出“要占领精神的高地”和“走出经济的洼地”。请您解释一下。栗战书:胡锦涛总书记非常关心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关心贵州各族人民的生活。总书记在2010年8月对贵州有一个重要的指示,其中也讲到贵州条件相对艰苦,干成一件事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贵州干部群众要长期奋斗、不懈奋斗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的跨越。早在2005年春节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视察工作,在听取贵州省委省政府汇报以后曾经讲过,贵州干部群众要有志气,有信心,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的跨越。我们认为,贵州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的跨越,就是到2020年能够同全国一样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就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因为贵州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目前比全国的水平大体上差了八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要把这一段赶回来。要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也就是实现“后发赶超”,就必须要有志气、有信心和有“精神的高地”。我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说法。我说贵州在地理海拔上,处在云贵高原,海拔1000多米到2000多米,但是在经济上是一个洼地,贵州干部群众也不想总是垫底,也想奋力爬高。那么要奋力爬高的话靠什么呢?贵州物质条件、基础条件有一些,但相对比一些发达的省份要差一些,要实现冲出经济洼地、奋力爬高的话,必须要构筑“精神的高地”。就是像总书记讲的那样,要有志气、有信心,有一个“精气神”。所以今年在党代会上就明确提出,贵州今后五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构筑贵州的“精神高地”,奋力地冲出“经济洼地”。“精神高地”实现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目前很难用几句话把它准确表述出来,但是我想贵州的“精神高地”应该有一个大体的框架。首先,哲学上说物质和精神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时候精神可以变物质,有时候物质可以变精神。所以,我们在物质条件相对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自己长期奋斗、努力,可以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实现精神变物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从哲学范围来讲的。从贵州干部群众不同层次上来讲,我觉得“精神高地”对不同阶层、不同层面的群体人们也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普通老百姓,他的“精神高地”是什么?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去辛勤劳动,这就是一种值得崇尚的精神;作为普通干部来讲,能够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服务,能够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改善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他的“精神高地”;对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来讲,就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愿意为共产主义理想终生奋斗不息,同时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心全意地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就是他的“精神高地”。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普通群众也好,要实现“后发赶超”的历史性超越,都需要一种不怕吃苦、永不退缩、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精神状态。有这么一种精神和作风,你才能够冲出“精神洼地”。其次,构建贵州的“精神高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标准或要求。所以我觉得,要从贵州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构筑“精神高地”,有几件突出的事情要解决好。第一点就是贵州干部群众要克服自卑、自轻、自弃的精神状态。很多人老觉得贵州17万平方公里土地,有90%的地方是大山,一块大的平原都没有,条件很差,总觉着谁也没有办法来改变它。所以自轻、自卑、自弃,自我放弃,不去争取,不去努力。现在要树立一个自重、自信、自强的精神状态,这对贵州是非常需要的。就像总书记说的,你首先要有志气,要有信心,你不能自暴自弃地认为贵州就不可能,什么时候谁都没有办法来改变贵州的面貌,我说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点,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的干部中,很多人思想观念还是比较陈旧,解放思想的程度还不够,对外开放还不够,所以要改变贵州封闭、保守、自我欣赏、取得一点儿成绩就自满自足这种状态。只有改革到位,环境造好,扩大对外开放,国内、国外的各种生产要素才会集聚到贵州来,才有可能改变贵州的面貌。第三点,贵州人也要克服自大的思想。有的地方取得一些成绩就小富即满、小富即安,感觉良好,我觉得不能说是夜郎自大,但确实有这种情况,取得一点成绩就觉得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你拿到外边跟人家一比较,还是很小的一个进步。所以也要克服这种自大的思想状态,树立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气神”。王求:我们这两天采访,在基层接触了很多群众,您一问他们都是乐呵呵的,都很高兴。这说明贵州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很高。但是干部就不同了,有的干部说压力大,还有干部用辛苦指数来形容自己的劳累程度。老百姓幸福,干部觉得有压力,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栗战书:我们提出,要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求全省各级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科学发展,干字当头,转变作风,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来促进发展,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些年我们通过大力扶贫攻坚和实施民生工程保障,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说,去年我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一个年度增长了16.6%和19.4%,增长速度在全国的排位比较靠前。在前不久我们召开的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也明确提出,用我们领导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这是新一届省委对全省人民一个庄严的承诺。其实,辛苦指数也好,幸福指数也罢,目前还没有拿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而我想,做这么一个指标也是很难的。或者可以这样说,辛苦指数和幸福指数目前还不是一个非常硬的考核指标,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为什么要求干部要增加辛苦指数?因为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相对较高,掌握一定的权利。只要干部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率先垂范,不仅能干好本职工作,还能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省广大群众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所以干部辛苦不辛苦,群众能看得最清楚。县里的干部也好,乡里的干部也好,市省的干部也好,你只有到群众当中去,经常跟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解决问题,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基层老百姓就会说你是一个好干部。所以,辛苦指数到底标多高还是由老百姓来评价。老百姓最知道哪个领导干部辛苦,哪个领导干部不辛苦或者不干事。幸福指数也是同样,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城市里的职工,出门乘坐公共汽车发现很方便,到商店去买东西感觉服务态度很好,城市居民医疗保障得到了落实,农村百姓住的破房旧屋得到了改造,大家不愁穿、不愁吃,还有文化生活上的享受,老百姓可能就感觉到幸福。所以幸福不幸福,老百姓的感受是最好的评判标准。老百姓感受到生活的自在、美好,就是一种幸福;反之,他处处生活得很不方便,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权益、政治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他就是不幸福。所以幸福不幸福的问题不是领导干部去评价群众。王求:中央媒体“走转改”是中央倡导的,是国家电台的新任务新要求、是广播媒体赢得公信力、影响力的关键,也是广播媒体的责任和使命所在。这次来贵州,我一路采访一路也在思考,受到的启发教育是很深刻的。想请您对中央媒体“走转改”做出一个评价。栗战书:中央提出新闻媒体要“走转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发现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创造力以及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行动力。现在,我们很多媒体只是像空中楼阁一样,在那个小圈子里来捕捉一些社会上不良的东西,甚至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那么他就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也可以这样讲,新闻人只有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发现新闻。新闻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新闻也不是自己一个人拍脑瓜去琢磨出来的,新闻应该存在于群众中、实践中、历史发展中。“走转改”就是把新闻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同历史的必然以及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改进或改善。我注意到实施“走转改”活动开展以来,中央媒体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一些文章非常有针对性和时代性,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新闻写得非常生动,非常具体,不像过去有些报道话说得都对,但是老百姓听起来,离他们很远,觉得是有文化的人编出来,琢磨出来的。你们这次“走转改”中发掘的好多东西是活生生的,是从实践中凝练出来的,我认为非常好。另外,我觉得“走转改”应该延伸到所有的党政机关。贵州省就提出领导干部下基层,搞“四帮四促”,全省市县组织大约两万名干部下到基层去。比如说每一个行政村都要有一个机关干部在那儿蹲点,了解真实的情况,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我建议全国都应该学习中央媒体“走转改”的做法,都应该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到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实践中去汲取营养,提升思想,并跟群众结合起来,在实践当中为人民群众做好服务工作。1338532103000责编:haina《党建》杂志133853210300011[]{"email":"haina@huanqiu.com","name":"haina"}
用干部辛苦指数换取老百姓幸福指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求访谈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今年4月下旬推出“走转改”系列采访活动《倾听贵州》。采访团深入贵州四个地市10多个乡镇,精心采制近百篇作品,引起广泛共鸣。此次“走转改”活动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求专访了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把采访中聆听到的基层声音在第一时间与栗战书书记做了沟通和交流,现将访谈摘要刊登如下。王求:目前贵州的改革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作为中央媒体我们很关注,特别是您提出的“后发赶超”这个概念让我们觉得很新奇。现在想请您就贵州的现状和“后发赶超”这个概念,给我们做一个诠释。栗战书:“后发赶超”是我们从贵州的实际提出的,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在今年的国务院2号文件当中明确提出,贵州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后发赶超”这个路子怎么走?还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从贵州实际出发做进一步的探索。之所以提出“后发赶超”,是基于我们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各省区市当中还处在一个后进的位置。贵州总体上说还是一个欠发达的省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全国其他省份来比,我们是在前进当中落后了。我们贵州省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大部分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我们是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一个省份。但是欠发达、欠开发不等于没有发展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后发优势! 我理解,中央提出的符合自身实际,同时符合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科学发展的路子。那么科学发展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各省的情况不同,一定要因地制宜,从本省实际出发来确定走什么样的路子。我们贵州后发的优势,总体上来说,可以借鉴先进地区走过的成功路子,同时也可以避免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那么这就是一个后发的优势。还有一个后发优势,就是在其他地方,它的市场空间或者资源已经得到比较充分地利用,而后发地区它的资源开发潜力还很大,市场空间还很大,从而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也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这些都形成了一个后发地区的后发优势。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只要把它发挥得好,就可以做到起步晚、发展快,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缩小同先进地区的差距。这就是符合贵州实际的一个“后发赶超”之路。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贵州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都拉下来了。GDP、固定资产投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外贸进出口、财政总收入或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都有了增长,增长速度的排位由过去排在全国25、26位进入到了前十位,有的地区还进入了前三位。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仍然是排位靠前,贵州后发优势逐步地显现出来。我们有信心通过自己的艰苦的努力,实现“后发赶超”。王求:我们开展“走转改”活动来到贵州,听到贵州的干部群众说您在贵州省第十一届党代会上提出“要占领精神的高地”和“走出经济的洼地”。请您解释一下。栗战书:胡锦涛总书记非常关心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关心贵州各族人民的生活。总书记在2010年8月对贵州有一个重要的指示,其中也讲到贵州条件相对艰苦,干成一件事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贵州干部群众要长期奋斗、不懈奋斗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的跨越。早在2005年春节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视察工作,在听取贵州省委省政府汇报以后曾经讲过,贵州干部群众要有志气,有信心,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的跨越。我们认为,贵州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的跨越,就是到2020年能够同全国一样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就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因为贵州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目前比全国的水平大体上差了八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要把这一段赶回来。要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也就是实现“后发赶超”,就必须要有志气、有信心和有“精神的高地”。我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说法。我说贵州在地理海拔上,处在云贵高原,海拔1000多米到2000多米,但是在经济上是一个洼地,贵州干部群众也不想总是垫底,也想奋力爬高。那么要奋力爬高的话靠什么呢?贵州物质条件、基础条件有一些,但相对比一些发达的省份要差一些,要实现冲出经济洼地、奋力爬高的话,必须要构筑“精神的高地”。就是像总书记讲的那样,要有志气、有信心,有一个“精气神”。所以今年在党代会上就明确提出,贵州今后五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构筑贵州的“精神高地”,奋力地冲出“经济洼地”。“精神高地”实现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目前很难用几句话把它准确表述出来,但是我想贵州的“精神高地”应该有一个大体的框架。首先,哲学上说物质和精神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时候精神可以变物质,有时候物质可以变精神。所以,我们在物质条件相对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自己长期奋斗、努力,可以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实现精神变物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从哲学范围来讲的。从贵州干部群众不同层次上来讲,我觉得“精神高地”对不同阶层、不同层面的群体人们也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普通老百姓,他的“精神高地”是什么?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去辛勤劳动,这就是一种值得崇尚的精神;作为普通干部来讲,能够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服务,能够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改善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他的“精神高地”;对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来讲,就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愿意为共产主义理想终生奋斗不息,同时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心全意地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就是他的“精神高地”。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普通群众也好,要实现“后发赶超”的历史性超越,都需要一种不怕吃苦、永不退缩、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精神状态。有这么一种精神和作风,你才能够冲出“精神洼地”。其次,构建贵州的“精神高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标准或要求。所以我觉得,要从贵州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构筑“精神高地”,有几件突出的事情要解决好。第一点就是贵州干部群众要克服自卑、自轻、自弃的精神状态。很多人老觉得贵州17万平方公里土地,有90%的地方是大山,一块大的平原都没有,条件很差,总觉着谁也没有办法来改变它。所以自轻、自卑、自弃,自我放弃,不去争取,不去努力。现在要树立一个自重、自信、自强的精神状态,这对贵州是非常需要的。就像总书记说的,你首先要有志气,要有信心,你不能自暴自弃地认为贵州就不可能,什么时候谁都没有办法来改变贵州的面貌,我说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点,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的干部中,很多人思想观念还是比较陈旧,解放思想的程度还不够,对外开放还不够,所以要改变贵州封闭、保守、自我欣赏、取得一点儿成绩就自满自足这种状态。只有改革到位,环境造好,扩大对外开放,国内、国外的各种生产要素才会集聚到贵州来,才有可能改变贵州的面貌。第三点,贵州人也要克服自大的思想。有的地方取得一些成绩就小富即满、小富即安,感觉良好,我觉得不能说是夜郎自大,但确实有这种情况,取得一点成绩就觉得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你拿到外边跟人家一比较,还是很小的一个进步。所以也要克服这种自大的思想状态,树立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气神”。王求:我们这两天采访,在基层接触了很多群众,您一问他们都是乐呵呵的,都很高兴。这说明贵州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很高。但是干部就不同了,有的干部说压力大,还有干部用辛苦指数来形容自己的劳累程度。老百姓幸福,干部觉得有压力,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栗战书:我们提出,要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求全省各级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科学发展,干字当头,转变作风,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来促进发展,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些年我们通过大力扶贫攻坚和实施民生工程保障,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说,去年我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一个年度增长了16.6%和19.4%,增长速度在全国的排位比较靠前。在前不久我们召开的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也明确提出,用我们领导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这是新一届省委对全省人民一个庄严的承诺。其实,辛苦指数也好,幸福指数也罢,目前还没有拿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而我想,做这么一个指标也是很难的。或者可以这样说,辛苦指数和幸福指数目前还不是一个非常硬的考核指标,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为什么要求干部要增加辛苦指数?因为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相对较高,掌握一定的权利。只要干部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率先垂范,不仅能干好本职工作,还能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省广大群众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所以干部辛苦不辛苦,群众能看得最清楚。县里的干部也好,乡里的干部也好,市省的干部也好,你只有到群众当中去,经常跟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解决问题,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基层老百姓就会说你是一个好干部。所以,辛苦指数到底标多高还是由老百姓来评价。老百姓最知道哪个领导干部辛苦,哪个领导干部不辛苦或者不干事。幸福指数也是同样,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城市里的职工,出门乘坐公共汽车发现很方便,到商店去买东西感觉服务态度很好,城市居民医疗保障得到了落实,农村百姓住的破房旧屋得到了改造,大家不愁穿、不愁吃,还有文化生活上的享受,老百姓可能就感觉到幸福。所以幸福不幸福,老百姓的感受是最好的评判标准。老百姓感受到生活的自在、美好,就是一种幸福;反之,他处处生活得很不方便,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权益、政治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他就是不幸福。所以幸福不幸福的问题不是领导干部去评价群众。王求:中央媒体“走转改”是中央倡导的,是国家电台的新任务新要求、是广播媒体赢得公信力、影响力的关键,也是广播媒体的责任和使命所在。这次来贵州,我一路采访一路也在思考,受到的启发教育是很深刻的。想请您对中央媒体“走转改”做出一个评价。栗战书:中央提出新闻媒体要“走转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发现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创造力以及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行动力。现在,我们很多媒体只是像空中楼阁一样,在那个小圈子里来捕捉一些社会上不良的东西,甚至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那么他就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也可以这样讲,新闻人只有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发现新闻。新闻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新闻也不是自己一个人拍脑瓜去琢磨出来的,新闻应该存在于群众中、实践中、历史发展中。“走转改”就是把新闻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同历史的必然以及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改进或改善。我注意到实施“走转改”活动开展以来,中央媒体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一些文章非常有针对性和时代性,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新闻写得非常生动,非常具体,不像过去有些报道话说得都对,但是老百姓听起来,离他们很远,觉得是有文化的人编出来,琢磨出来的。你们这次“走转改”中发掘的好多东西是活生生的,是从实践中凝练出来的,我认为非常好。另外,我觉得“走转改”应该延伸到所有的党政机关。贵州省就提出领导干部下基层,搞“四帮四促”,全省市县组织大约两万名干部下到基层去。比如说每一个行政村都要有一个机关干部在那儿蹲点,了解真实的情况,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我建议全国都应该学习中央媒体“走转改”的做法,都应该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到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实践中去汲取营养,提升思想,并跟群众结合起来,在实践当中为人民群众做好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