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qScr作者:王潇china.huanqiu.comarticle潘维:世界文明与中华体制/e3pmh1nnq/e3pmtdr7f作为北大的老师,当然在这个场合要对我们的兄弟院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表示热烈祝贺。由于有了两个隔墙兄弟院校的竞争,中国的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美好。首先说一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肯定不是完美的,完美的东西只存在于宗教,就像刚才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大使所讲到的,这是一种宗教观,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国模式肯定不是在描述一种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也是一种宗教观,不属于人类。中国模式是什么?我们在世界上走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来跟我说、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你不要跟我讲中国模式,我们当然知道什么叫中国模式了。后来说中国模式是什么呢?我们的模式就是民主+市场,你的模式就是专制+市场。说了半天,全世界在议论的中国模式都很简单,就是专制+市场。最近哈佛教授约莫把它变得学术了一点,列宁主义政权+市场,还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自己有些人把我们自己的政权称之为威权政权一样。因此中国模式在争论什么东西,不是什么经济发展道路之类的事情,中国模式的争论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就是中国体制问题的争论。说到中国体制,我想到了去年年初一月份,我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王庚儒教授做了一次谈话,他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说,世界闻名如果我们用文明这个字的话文明有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个组成部分叫物质文明很容易理解,是由人的物欲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来推动来促进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叫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相对立,也就是说准备以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来获得来世的乌托邦的享受的美好。宗教因此是精神文明的最集中的代表,但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我们不再用宗教,我们用一些非常美好的理想比如共产主义来加以理解。再比如说一种精神文明的体现,我们有一位资深学者叫邓英陶,原来国家领导人邓力群生的公子,他做了一项研究,在我们国家最大的50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里面,用覆盖五万平方米的陶瓷做的太阳能电池板,一百块钱一平米,这样把海水淡化做成水库,晚上也可以发电,把大沙漠变成绿洲等等,说到这个钱的时候数以万计几百万亿的钱计,人家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乌托邦。这是一种精神文明,是对你精神文明的一种检验,我们当然认为它不现实,因为花太多的钱了,而且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原古时代精神文明的记忆,但是中华民族因此在精神文明上一直比较低落。第三个要素,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拿到了一些精神文明的要素,但是主要服务于让物质文明能够生存下去,规范物质文明,甚至人人杀偷抢骗,这是一种制度文明,通过制度约束一些领导人使得物质文明在一定的轨道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不太擅长精神文明而特别擅长物质文明,当然你可以指出来,你为什么落后了,那是在财富从农耕文明转型到制造文明的时候中间有一点很短暂一段时期的落后。今天你将看到中国人对物质的追求是在全世界无与伦比,我们今天的评论制度文明的标准往往是物质文明的水平,等到中国物质文明的水平超越的那天,人们将会意识到中华的制度文明是极其出色的一种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体制恰恰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华体制的要素,认为中华体制在制度文明上面分成三大块。一种叫社会的模式,社会体制分成四个要素,社会基本单元、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社会的道义准则。所有的社会组织体制都应当是这样研究的,如果看中国特色就会发现,它和基本单元是家庭与西方有阶级背景的个人是不一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社区与单位,与西方的市民会社不一样的。我们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一种社会网格,在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方面,网格与条条块块组成的政府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一起,在基层是相互嵌入的由传统或者现代的乡绅构在一起,这样构成了一种立体的网格,这样西方所谓的国家与社会这两分就不一样了。社会道义准则,家庭的责任伦理不仅弥漫在社会组织里面,而且弥漫在社会与政府组织关系里面,弥漫在政府管理的准则上面,这与西方的法律主义传统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准则当然可以指出来是什么,在这里不想多说。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也可以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是研究所有世界上的政治组织所必须看到的,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政治理念、政府官员的选拔方式、政府的主要权利机构、预防和纠正行政错误的机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很有特色,政治理念上面我们是民本主义的民主,官员选拔方式叫做绩优选拔制,这就叫逢选必考无功不拔。政府的主要权利机构方面中国有一个单一的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历朝历代我们都是这样的,儒门弟子集团。我们用分工制衡的办法而不是分权制衡的办法,如果你在看我们的亚体制——经济体制,经济四要素里面,原来说三要素,我认为企业也是要素,企业带来资本,把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这四个要素里面分成两大块,国家控制土地和生产资料,国有的工业企业,还有国家控制金融业,还有国家办理科研、医疗、教育、体育等事业单位。老百姓有自有的劳动力企业,还有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是由我们的民营企业为基础构成的,这样构成了当代的中华体制,我称之为民本。今天我们有在全世界被人诟病的体制,而且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官员有希望把故宫拆掉重建的这种努力,最后大家才知道,其实我们有能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体制而不被拆毁的东西,两千多年拆不毁的体制就是好东西,就是好体制。我的发言完了,谢谢。潘维简介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1996年博士。现居北京,执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授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美国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代表论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等。责任编辑:王潇130318218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佚名环球网130318218000011[]{"email":"anonymous@huanqiu.com","name":"佚名"}
作为北大的老师,当然在这个场合要对我们的兄弟院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表示热烈祝贺。由于有了两个隔墙兄弟院校的竞争,中国的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美好。首先说一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肯定不是完美的,完美的东西只存在于宗教,就像刚才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大使所讲到的,这是一种宗教观,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国模式肯定不是在描述一种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也是一种宗教观,不属于人类。中国模式是什么?我们在世界上走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来跟我说、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你不要跟我讲中国模式,我们当然知道什么叫中国模式了。后来说中国模式是什么呢?我们的模式就是民主+市场,你的模式就是专制+市场。说了半天,全世界在议论的中国模式都很简单,就是专制+市场。最近哈佛教授约莫把它变得学术了一点,列宁主义政权+市场,还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自己有些人把我们自己的政权称之为威权政权一样。因此中国模式在争论什么东西,不是什么经济发展道路之类的事情,中国模式的争论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就是中国体制问题的争论。说到中国体制,我想到了去年年初一月份,我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王庚儒教授做了一次谈话,他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说,世界闻名如果我们用文明这个字的话文明有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个组成部分叫物质文明很容易理解,是由人的物欲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来推动来促进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叫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相对立,也就是说准备以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来获得来世的乌托邦的享受的美好。宗教因此是精神文明的最集中的代表,但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我们不再用宗教,我们用一些非常美好的理想比如共产主义来加以理解。再比如说一种精神文明的体现,我们有一位资深学者叫邓英陶,原来国家领导人邓力群生的公子,他做了一项研究,在我们国家最大的50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里面,用覆盖五万平方米的陶瓷做的太阳能电池板,一百块钱一平米,这样把海水淡化做成水库,晚上也可以发电,把大沙漠变成绿洲等等,说到这个钱的时候数以万计几百万亿的钱计,人家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乌托邦。这是一种精神文明,是对你精神文明的一种检验,我们当然认为它不现实,因为花太多的钱了,而且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原古时代精神文明的记忆,但是中华民族因此在精神文明上一直比较低落。第三个要素,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拿到了一些精神文明的要素,但是主要服务于让物质文明能够生存下去,规范物质文明,甚至人人杀偷抢骗,这是一种制度文明,通过制度约束一些领导人使得物质文明在一定的轨道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不太擅长精神文明而特别擅长物质文明,当然你可以指出来,你为什么落后了,那是在财富从农耕文明转型到制造文明的时候中间有一点很短暂一段时期的落后。今天你将看到中国人对物质的追求是在全世界无与伦比,我们今天的评论制度文明的标准往往是物质文明的水平,等到中国物质文明的水平超越的那天,人们将会意识到中华的制度文明是极其出色的一种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体制恰恰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华体制的要素,认为中华体制在制度文明上面分成三大块。一种叫社会的模式,社会体制分成四个要素,社会基本单元、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社会的道义准则。所有的社会组织体制都应当是这样研究的,如果看中国特色就会发现,它和基本单元是家庭与西方有阶级背景的个人是不一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社区与单位,与西方的市民会社不一样的。我们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一种社会网格,在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方面,网格与条条块块组成的政府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一起,在基层是相互嵌入的由传统或者现代的乡绅构在一起,这样构成了一种立体的网格,这样西方所谓的国家与社会这两分就不一样了。社会道义准则,家庭的责任伦理不仅弥漫在社会组织里面,而且弥漫在社会与政府组织关系里面,弥漫在政府管理的准则上面,这与西方的法律主义传统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准则当然可以指出来是什么,在这里不想多说。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也可以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是研究所有世界上的政治组织所必须看到的,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政治理念、政府官员的选拔方式、政府的主要权利机构、预防和纠正行政错误的机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很有特色,政治理念上面我们是民本主义的民主,官员选拔方式叫做绩优选拔制,这就叫逢选必考无功不拔。政府的主要权利机构方面中国有一个单一的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历朝历代我们都是这样的,儒门弟子集团。我们用分工制衡的办法而不是分权制衡的办法,如果你在看我们的亚体制——经济体制,经济四要素里面,原来说三要素,我认为企业也是要素,企业带来资本,把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这四个要素里面分成两大块,国家控制土地和生产资料,国有的工业企业,还有国家控制金融业,还有国家办理科研、医疗、教育、体育等事业单位。老百姓有自有的劳动力企业,还有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是由我们的民营企业为基础构成的,这样构成了当代的中华体制,我称之为民本。今天我们有在全世界被人诟病的体制,而且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官员有希望把故宫拆掉重建的这种努力,最后大家才知道,其实我们有能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体制而不被拆毁的东西,两千多年拆不毁的体制就是好东西,就是好体制。我的发言完了,谢谢。潘维简介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1996年博士。现居北京,执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授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美国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代表论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等。责任编辑: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