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中国模式的特色与共性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很高兴在这里谈一谈自己对中国模式的看法，感谢论坛的邀请，和论坛主办方商量发言题目的时候谈中国模式的共性和个性。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很多我的好朋友都是闻名遐尔的大学者，谈的问题也是类似的题目，我要赶快做一点调整，把题目稍微具体一点，谈论中国模式特别是共性的方面。基于最近做的研究工作来谈对中国模式共性和个性的看法，这项研究由孙冶方基金会和修远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这两个基金会支持我们用三年在东亚地区做的一项关于五国一区的政治发展的研究，我们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跑了一下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泰国、印度尼西亚五国一区现代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的政治方面、上层建筑发展的变化或者说它的那个模式的变化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实际上至少在这些国家或者在东亚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在它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某种意义上又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路线或者模式又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使我们产生了一种看法。我们的中国模式除去中国的探索中国的特色以外，其实也并不孤单，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和周边国家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相似性。今天和大家报告一下这方面。发展是很大的话题，还是应该这样来谈论的，胜出必有所长。中国取得这样大的变化、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当然是有原因的，有它的道理的。原因和道理有很多，但是从我们研究和专业的角度来看，我感觉实际上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不是我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只是说中国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个面貌的两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因素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开放社会发展自由的空间。我说的权利主要指的更多是经济和社会的权利，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地位的社会，这一点转变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形而上说成是所谓的社会的价值的转变，就这一点转变调动了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缺乏资源贫困落后的农业社会转成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化社会，并且在亚洲引领潮流。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乃至我们的台湾在1949年以后实际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实际对社会形成一种很大的激励机制，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美好幸福的生活，产生一种社会的价值导向，产生了一种对生产巨大的支持。这也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中国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人民，为什么在三十年里便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的原因还是很多的，但是无论如何是一个非常内在的动力性的原因。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除去这点以外，我们也观察到，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情况略有不同的是，它在政治发展、工业化过程当中的政治发展并不是权利和权力同步发展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国家的权利并不是开放的而是相对集中的，这也就是在日本当年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开放了经济社会权利，另一方面建立了天皇制形成对国家权利的集中。我们知道天皇制是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天皇制集中国家的权利。西方有这样一个观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我们研究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它的权利的集中并不是简单的等于一种专制，而恰恰是它的工业化时代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集中国家权利用于战略性发展，所谓战略性发展就是及资源，设计路径，提供初始资本和一些软环境包括法制等等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超越或者跨越式的发展，我们称之为战略性的发展。这些国家的集中权力和专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权力集中起来以后用于什么，我们认为在这些国家里面尽管情况不一样，历史的时代不一样，民族不一样，但是他们实际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工业化的战略性发展的功能。这两点是我们观察到在这些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很大的特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模式，而这两种模式还有一个关系。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它是这样一种模式，它一方面开放权利，一方面集中权利，形成了一种对冲而不是像一般的西方教科书上民主教科书上讲的那样，一定是保障权利和开放权利是同步的，这里面和工业化阶段性有关系。我们注意到在这些国家有这样的实践，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时代，在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长、关系大变化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代也是矛盾增加的时代。如果在这个时候开放政治权利，就会形成我们称之为分配性的激励而不是生产性的激励，通过对于政治权利的争夺去获取社会流动的机会和财富的占有和身份的改变。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社会的冲突的模式，实际上我们相信在很多发展国家现在，选举之后或者一选就乱，我们认为可能原因是当中的之一。工业化阶段保障权利和集中权利的这样一种模式可以避免社会走向分配性的激励，而形成生产性的激励是对它工业化时代的上层建筑或者政治模式的一种保护，我们认为这个是很多东亚国家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个解释。我想这个解释和中国的某种联系或者说在共性方面的联系，也许我就不言自明无须赘述。当然我们中国的情况和刚才所说的东亚五国一区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道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我们有很多的特殊性，这一点现在的阐述很多，我也无须在此赘述。既然谈到中国模式，我还想谈一点对中国模式现实和未来情况的一点看法。中国模式多数意见至少在我们这个撒满阳光的会场里面，多数意见是比较认同的或者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尽管赵主任讲得比较稳妥正在形成当中是一个案例，总而言之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也有一个现象，既然中国模式正在形成或者中国案例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还不是一般的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这个模式这么好，但是我们现在观察中国社会几乎各个阶层实际上都有一些不满的情绪或者说还没有到达不满情绪的地步，那也可以说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牢骚。这是为什么，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在研究这些问题，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当然这只是一个纬度，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解释这个现象。在我看来，我把它概括成价值观的冲突。所谓价值观的冲突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或者中国模式的形成，可以说是中国从社会的面貌到内部的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方方面面都变了，已经是一个按照中国社科院某些研究叫做已经实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或者说在沿海地区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形而上地说一句话，社会价值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人们的价值观对于价值的主观反应一种观念。其实我认为价值观和价值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或者这样说，刚才有的先生提到，新中国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今天的中国仍然还是一个新中国，它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以至于都让我们感觉到有点陌生。因此对于我们价值的转变和价值观之间出现了普遍的冲突，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刚才汪晖先生也提到了我们传统的中国价值观里面是非常强调平等的，而且我从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时候我还不谙世事，那时候我跑到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看武斗看大字报，当时有一个印象，我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是一笔遗产了，因为我们把那些最神圣的包括老师都可以剃个阴阳头，还有什么不平等的呢。现在我们看到，社会发展了，但是差距这么大，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教育我们，上了大学不是进了保险箱，缺什么补什么，其实就是进了保险箱。那么今天还跟大学生说现在不是保险箱吗？也许清华大学的学生进了保险箱了，但是很多同学不是进了保险箱。我昨天刚从重庆回来，重庆有一个廉政教育基地非常自豪的而着“边区十没有”，没有赌博吸毒没有小老婆，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这个事没有现在都有了，过去共产党反对的是一个脱离群众的腐败的政权，但是现在自己也有脱离群众的地方，也有腐败，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陌生，这个中国是一个非常新的中国，我们自己说实在的还不能够完全适应，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这也正是我们要探讨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形势逼人强，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是意识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存在适应这个存在，乃至于修正这个存在改变这个存在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要做的。当然这个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我们未来的道路还很长，能不能形成一个中国模式，不仅是由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决定的，也包括我们的社会建设，也有我们的价值观的引导或者价值观的重构、调试的过程。这也许是我们中国模式未来需要注意，或者关注中国模式的人未来要关注和注意的问题，也是中国模式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稳定的、有利于中国人民福祉的这样一种社会模式需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浅见，谢谢各位。房宁简介1957年6月出生，男，北京市人，中共党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2006年加入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2007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近年来承担的主要课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研究”、北京奥组委委托项目“第29届夏季奥运会政治风险预测和防范研究”、中央维稳办交办课题“当前及未来五年我国社会矛盾与社会稳定形势变动趋势及对策研究”、孙冶方基金会课题“东亚政治发展研究”等。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调研工作和理论文章写作工作。2005年参加起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矛盾与政治稳定研究等领域取得一批研究成果。主要著述有：《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论以德治国方略》、《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责任编辑：王潇</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