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通钢事件调查:职工称改制不公是矛盾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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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中国网8月10日报道 8月6日，不断袭来的阵雨反复刷洗着山城通化，这座“7·24”事件的“震中”地带雨雾迷蒙。按照约定的时间，穿过烟囱高耸、白烟滚滚的通化钢铁集团厂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集团家属楼的单元房见到了年近70岁的钢厂退休工程师、共产党员刘吉。“调查研究是‘十月怀胎’，作出决策、解决问题是‘一朝分娩’。”这位1969年的部队转业干部坐在一张陈旧的红色人造革木质沙发上，神情平静地认为，两周前“一个人被活活打死”的通钢悲剧，“完全是不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在他看来，7月22日吉林省国资委作出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决定，7月24日就要通钢上下全面执行，“3天的时间就想解决过去1300天（自2005年通钢改制以来）积累的矛盾，轻一点说是急躁，重一点说是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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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刘吉不能理解的是，当7月24日下午事态已经失控后，从15时到18时的3个小时内，省政府分别以“暂缓”、“终止”、“永不”，连续作出了三份停止重组的省政府决议，以期平息事态。“自2006年以来，因通钢改革矛盾的上访一直不断。就在7月10日还有职工去长春上访，都没有触动主管者去解决问题。现在，3个小时作出3份决议，决策者的行为给群众留下什么印象？”“改革是要深入，但改革的力度要和企业的承受能力相结合。”刘吉对两周来众多媒体对通钢事件的报道颇多不满，认为误解的多、有助事件真相揭示的少，“通钢的工人，反对的不是国企改革，而是反对改革过程的不透明、不公正和不尊重职工利益；反对的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反对那种不讲社会责任感、把企业和工人当做‘印钞机器’的企业经营者。”为了理解通钢转制之所以以悲剧收场的事态发展逻辑，在刘吉的帮助下，本刊记者经过多方努力找到了三位在职且全程参与过通钢转制过程的通钢管理人员。尽管事前顾虑重重，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他们最终开口，在二道江一个酒店的隐蔽包间里，讲述了一场风暴爆发前的全过程。一变“国有控股”“国企改制是大势所趋，面对市场，必须引入先进的竞争机制。但改制能否成功，关键是怎么改。”张泽成是最不情愿站到本刊记者面前的人，也是本刊记者遇到的掌握通钢情况最多的人。他介绍说，这些年来国有钢铁企业改制，有两条基本经验：其一，钢铁企业是规模型企业，必须强强联合；其二，改制必须在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否则阻力太大。张泽成回忆，通钢2003年开始酝酿改制，“按照当时省里定位，通钢改制方向是国有控股，主要内容是社会职能移交和辅业剥离。”为此，在此后的两年里，为摸清情况，通钢就改制进行了两年的前期调研准备。2005年年初，省国资委批复了通钢“国有控股”的总体改革方案后，通钢改制进入实质阶段，成立了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安凤成为组长的通钢集团改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分组，分别是综合组、资产组、人事组、宣传组和纪律检查组。“当时，首先着手的工作是社会职能移交和辅业剥离。”张泽成回忆说，为此，当时的通钢副总经理于春有带队，于2005年1月15日前往河北承德钢铁厂考察“主辅分离”改革。回来后决定在通钢建筑公司、通钢冶金机械厂和通钢物业公司先行试点。前两家下属公司最后在2005年6月底分别改制成功。同时，公安和教育等社会职能也顺利移交通化市政府。经过此次改制，通钢原有3.6万多职工，被精简到2.2万人左右。“因为此次精简工作准备充分，尽管剥离了1.4万人，但工作顺利平稳。”他说，“当时的省政府主管领导比较满意，指出下一步可以考虑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此时，通钢劳动关系的基本改制工作已经进行，通钢职工的国企职工身份被置换为合同制职工，所有职工按岗位、职务等分成不同层次发放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也可以转成企业股权。同时，通钢也找到了一位战略合作伙伴——河北德龙钢铁公司。这家外资身份的民营企业准备以现金形式收购通钢30%的股份，并签订了协议。</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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