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m2Z3作者:朱稳坦china.huanqiu.comarticle“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历史真相/e3pmh1nnq/e3pmtdr7f“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历史真相平遥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深远,令人感慨。它背后的故事如此离奇,又令人疑惑。众所周知,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毛泽东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四人帮”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那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召集人”和“成员”在后来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个别事实有出入。他们的叙述可以证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综合社论起草者的回忆,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由于缺乏资料,笔者未找到1976年6月中央电报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体刊登“按既定方针办”的那期新华社《内部参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论起草者当时用《内部参考》核对过“按既定方针办”。当然,《内部参考》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也有一个来源问题,从时间上推测,很可能源于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华国锋于7月30日晚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召集人”和“成员”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关系。“召集人”、“成员”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源于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说法,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也谈及此事。按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不应在计划工作座谈会,应在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这句话的呢?原话究竟是什么?请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毫无疑问,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毛泽东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难道华国锋或谷牧修改了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人们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帮”篡改了毛泽东指示,并把篡改的话当做毛泽东临终嘱咐。“伪造说”流传甚广,传播至今。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文章说:1245034140000责编:佚名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24503414000011[]{"email":"anonymous@huanqiu.com","name":"佚名"}
“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历史真相平遥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深远,令人感慨。它背后的故事如此离奇,又令人疑惑。众所周知,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毛泽东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四人帮”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那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召集人”和“成员”在后来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个别事实有出入。他们的叙述可以证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综合社论起草者的回忆,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由于缺乏资料,笔者未找到1976年6月中央电报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体刊登“按既定方针办”的那期新华社《内部参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论起草者当时用《内部参考》核对过“按既定方针办”。当然,《内部参考》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也有一个来源问题,从时间上推测,很可能源于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华国锋于7月30日晚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召集人”和“成员”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关系。“召集人”、“成员”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源于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说法,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也谈及此事。按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不应在计划工作座谈会,应在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这句话的呢?原话究竟是什么?请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毫无疑问,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毛泽东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难道华国锋或谷牧修改了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人们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帮”篡改了毛泽东指示,并把篡改的话当做毛泽东临终嘱咐。“伪造说”流传甚广,传播至今。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文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