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lILJ作者：朱稳坦china.huanqiu.comarticle瓮安事件再调查 官员不敢面对民众付出代价/e3pmh1nnq/e3pmtdr7f<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i class="pic-con"><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090321/8bb48fd14a.jpg?imageView2/2/w/1260" data-alt="\"/></i></p><p>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贵州分社原社长著书揭秘“瓮安事件”。</p><p><i class="pic-con"><img src="></i></p><p>在瓮安事件中，党政主要领导却丢掉“现场第一原则”，躲开现场，回避矛盾，不敢面对群众，以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p><p>瓮安事件发生时，新华社高级记者、原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已经离开新闻一线，但他仍对此事件予以高度关注。在瓮安街头人心未定之时，刘子富即自己开车前往瓮安，探察民情民意。在得到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支持后，他再赴瓮安，进行了为时14天的调研，采访包括事件后被撤职的县委书记、事件中受伤的干警、被关押的闹事者在内共87人，著成14万字的《新群体事件观》，于近日公开出版。</p><p>刘子富在书中提出的“新群体事件观”，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既是对贵州省成功处置“瓮安事件”的系统的总结，也对各级领导干部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p><p><em data-scene="strong">一赴瓮安</em></p><p><em data-scene="strong">致信省委书记受肯定</em></p><p>震惊全国的“6·28瓮安事件”发生的当天，新华社贵州分社的记者即由一名副社长带队赶到瓮安，而人在贵阳的刘子富也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事件。</p><p>“我们的记者到达现场，为了自我保护，更为了掌握第一手信息，都没有暴露身份。一名摄影记者甚至把照相机藏在了菜篮中，以接近现场拍摄，”刘子富回忆道。</p><p>新华社采访组的负责同志还多次打电话给刘子富，虽然他已经退休。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他在电话里强调：“千万不要给事件盲目定性，不要轻易说是黑恶势力在幕后指使。要相信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p><p>基于这个基调，采访组在事件发展期间，后期处理期间发出大量稿件。而采访组回到贵阳后也找到了刘子富，多次沟通、策划报道。出于一名老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刘子富决定去一趟瓮安，虽然当时的瓮安仍然处于风暴中心。</p><p>在事件发生的十天后，他开车带着爱人来到了瓮安，这个他曾多次来过的地方气氛显然仍很紧张。“县委已经是一片废墟，县政府、公安局还在装修。抓了一百多个人，群众人心还不稳，街上还是有点乱。”</p><p>去之前，刘子富参阅了大量公开报道。而其时，贵州省委已经启动了问责风暴，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相继被撤职，新的公安局长和政委也任命到位。“当时觉得省委很了不起，做到了信息公开，让媒体自由报道，同时迅速启动了问责，很有政治勇气，也很有魄力。”</p><p>“那次去瓮安并没有写书的计划，去的目的，只是想做一次社会调查，”刘子富那次和新到任的县委书记龙长春谈了三个半小时，也和公安局的副局长做了沟通。</p><p>三天后，刘子富回到贵阳。在自己家中思考良久之后，他给贵州省委书记写下了长达两页半的信，提出了自己对瓮安事件的思考。</p><p>“我提出的问题是，在新时期、新阶段，党委和政府应当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我觉得，应该从党和政府的自身做起，来解决群体性事件。也提出了新的事件观，不要把板子都打在人民群众身上。”信中，刘子富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群众合理的诉求找不到说话的地方，只能用群体性事件来解决。</p><p>这封信递呈给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后，石宗源没有批示，而是直接让人把刘子富请到了办公室，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长谈。</p><p>“谈起来后发现，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同的，”刘子富回忆说，石宗源谈了自己的看法：“应当即时把真相向人民群众公布，向媒体公布，不让谣言去误导群众。落实人民的知情权，让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寻求群众的谅解，矛盾才不会尖锐化。”</p><p>这次会谈中，石宗源请刘子富针对瓮安事件做一次深入、细致的调研，并和瓮安县委打了招呼，要求瓮安县委“积极配合，全力支持”。</p></section></article>1237663560000责编：佚名现代快报123766356000011[]{"email":"anonymous@huanqiu.com","name":"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