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现状调查:有的小语种几年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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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月19日发布最新数据警告说，全世界大约2500种语言面临灭绝。这一数目超过了世界语言总数的1/3，也比2001年发布的濒危语言数量增加了好几倍。口强势文明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明进行压制，威胁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明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政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口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席卷之势，和部分少数民族加速走向濒危的现状，从民间到政府都开始意识到:保护已然不够，抢救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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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月19日发布最新数据警告说，全世界大约2500种语言面临灭绝。这一数目超过了世界语言总数的1/3，也比2001年发布的濒危语言数量增加了好几倍。那么，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又是一种怎样的状况?中国政府又在少数民族语言工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濒危语言，一个全球性问题马恩岛的马恩语、土耳其的尤比克语已经灭绝，去年美国阿拉斯加最后一个会说埃雅克语的人———玛丽·史密斯过世，宣布这一语言的消亡。全世界199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12人。过去约90年间，已经有200多种语言消失。今年2月21日是第十个“国际母语日”。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数据触目惊心。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识之士就在奔走呼吁抢救世界濒危语言。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倡导设定了“国际母语日”，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民族母语文化的现状，推动语言及文化的多元发展。而直到现在，世界各地濒危语言保护的现状还不容乐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等级量表显示，538种语言面临极度灭绝危险，502种语言面临严重灭绝危险，632种有确切灭绝危险，607种存在灭绝可能。是什么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部分语言灭绝?19世纪中叶，马克思已经开始思考我们今天面临的困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里，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并认为这会带来一系列变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在当代，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这不能不说是迅猛发展的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而在当代，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便捷的交通运输手段、信息传播手段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想，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除了看到跨国性的科技图景，超越民族界限的媒体图景，国际间更多的文化交流机会之外，也应该看到，现代世界政治、文化的民族化、多样性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影响和威胁:强势文明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明进行压制，威胁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明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政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弱势族群的语言就是受到冲击最早、流失最快的一环。落后地区要融入全球化，首先就要开放，要与外界沟通。语言是沟通的最便利、最主要的工具。因此，学习并掌握通用语言就成为他们最迫切的需要。随着通用语言传播力度的加强，特别是以通用语为依托的新传播手段，如广播、电视、网络、移动通讯等日益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土著语言的交流功能将陆续减弱，甚至在同族群中出现了通用语替代母语的结果，从而加速了母语的消亡。据统计，印度共有196种语言濒临灭绝，是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濒危语言数量分别为192种和147种。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近年的调查显示，我国正在使用的12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千人以内的有20余种。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孙宏开介绍，上述千人以内的语言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即使使用人口超过一千的语言，也并不说明他们有较强的生命力。例如满族虽然有数百万人口，但满语仅仅有少数老人使用;畲族虽有数十万人口，但会使用畲语的不足一千，都是处在消亡边缘的语言。语言消亡过程本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外来冲击，濒危语言的消亡速度越来越快。“有的刚刚被发现的小语种，几年之后，我们再去考察时就已经不存在了。”这让孙宏开等学者倍感压力。与此同时，国内学习英语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为什么要保护濒危语言?“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部分少数民族语言走向濒危，是一个无法逆转的客观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黄行先生曾这样断言。既然濒危语言的衰亡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为什么还要保护?马克思虽然做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论断，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相反，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而越来越多的语言的濒危和消亡却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也违背了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人类的文明发展至今，与生物界一样，构成一种多样化、差别性生态。文化多样化与语言多样化，与生物物种多样化一样，是人类文明生态的宝贵财富。多样化让人类文明呈现出千姿百态，勃勃生机。而且，文明的发展是以多样性为前提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就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正是因为有了差异，文化才会有比较、有鉴别、有借鉴、有发展，才能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力，从而导致创新。所以，有人质疑，文明的过度同质化、单一化会不会是另一种封闭?这样的质疑振聋发聩。文化是各个民族的精神家园，绝不能被经济全球化的强势磨灭。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维护文化的多样性，离不开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因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与根基，故事、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唱词、谜语、戏剧等各类文艺作品都依靠语言来表达。语言中还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历史。无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他们千百年来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他们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知识和经验，都保存在自己的语言里，并依赖语言(口头传递和文字记载)代代相传，并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加以传播。因此，语言作为一种载体，蕴藏着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共同体历史的、现实的一切知识的总和。那么，语言的衰亡对使用该语言的群体或民族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语言学者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以一种语言表达和记载的天文、地理、几何以及世界观、人生观思想，包含着该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系。这个体系有共性，也有特殊性。这个体系随着族群的进化而不断精密化。因此，他们担心，一种语言的消失，会使一种认知客观世界的独特体系、独有角度随之消失，长此以往，语言的高度单一化，可能会使人类思维方式退化和绝对化。所以，孙宏开等学者强调，濒危语言需要的不是保护，而是抢救。刻不容缓，是他们着重强调、频繁使用的语词。政府:保护濒危语言的主角保护濒危语言，是全世界的责任。然而，弱势文化要抵挡全球化浪潮下的强势文化的冲击，离不开学术界的支持，更离不开各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所以，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呼吁，希望各国政府作出努力拯救语言文化遗产，以保护语言的多样性。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意识到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意义，采取一些措施，有些地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比如在挪威，有一个民族称作萨米人，挪威政府每年拨出3000万欧元来保护萨米人的文化，帮他们搞电台，搞电视，搞双语教学体系。孙宏开教授去年去挪威时了解到了很多情况，感触很深。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人更能体会到多民族、多语言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中的意义，中国政府比世界上很多国家更注重对少数民族及其语言文化的保护。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民族平等的政策。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介入民族语言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孙宏开介绍，当时的政府，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民族政策、民族事务都很重视，当时制定的民族平等、保护民族语言文化的政策法规为以后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各民族学习使用自己的语言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国家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落后的状态，建立了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实际的双语教育体制和适应各民族语言环境与教育条件的双语教学模式。 (下转第六版)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席卷之势，和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加速走向濒危的现状，从民间到政府都开始意识到:保护已然不够，抢救刻不容缓。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各职能部门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措施，把语言保护工作推向前进。2006年11月，国家语委召开了“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新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法规建设进一步向地方、向行业延伸，在这一年又有8个省(区、市)通过了语言文字法的实施办法或意见。双语教育是国家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推行多年的措施。目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落后的状态，建立了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实际的双语教育体制和适应各民族语言环境与教育条件的双语教学模式。据国家语委2007年5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实行民汉双语教学的中小学校已有1万多所，使用21个民族的29种文字开展双语教学，中小学在校生达600多万名，使用民族语文进行教学的各类扫盲班、培训班共有2500多所，学员达100多万名。近两年，在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主导下，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创建活动又有了新的进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环境建设示范区”项目落地，在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建成了“苗族语言环境建设示范区”。在政府推动下，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已有多种传统通用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开发了一批应用软件，一些软件已实现Wind°““系统上的运行;各类数据库及专业应用软件不断问世;蒙、藏等几种文字有了电子出版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蒙、藏、朝、维吾尔、彝等文种的网站或网页初步建成;民族文字识别和机器辅助翻译等也有了一定进展。通过搜集整理各民族文字建立的“中华大字符集”，为收集、整理、保存和抢救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工程打下基础。除了计算机操作系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还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电子通讯中。2004年1月，我国推出第一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手机，即维吾尔文手机。2007年，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又成功推出了蒙古文手机，为蒙古族用户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服务。现在，民族同胞不但能通过网络获取天气预报、科技新闻等信息，而且可以利用本民族语言收发手机短信。对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政府一方面在教学和使用上尽量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资助研究课题方面给予“倾斜”，组织民族语言专家深入调查各地濒危语言，记录、描写、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文字、声像资料，尽量延缓它们的流失。文化部主持开展的《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程》所界定的诸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第一项即“传统的口述文学和语言文字”，其他无形文化遗产门类，如传统文学、戏剧、曲艺、音乐等也多与语言文字载体有关。国务院正组织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也包括对语言文化的调查，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收集、整理的新世纪的国家行动。“濒危语言保护遇上一个好时机。”孙宏开为此感到欣慰。欣慰之余，这位老人也还有更多的焦虑和希冀。濒危语言保护工作与国家民委、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都有联系，但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有效的工作机制，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直接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能有一个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样的机构就好了。”还有一些难题，比如解决资金问题，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母语意识等工作，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支持。要解决这些难题，孙宏开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开山铺路。这一建议正通过另一位少数民族语言学家朝克之手从民间走向庙堂。在去年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朝克代表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的议案。今年，他将继续提起这个议案。（郑博超）</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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