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RxjC china.huanqiu.comarticle李维汉:勇于反思,勇于担责/e3pmh1nnq/e3pn60p0i李维汉对自己的错误和历史的教训从不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而是一直铭记在心,并时时提起,给大家敲响警钟,树立了榜样。1927年八七会议后,“左”倾错误开始蔓延和扩展。此时李维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坦承:“我写这篇回忆录,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1929年11月,李维汉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委兼上海市委),执行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回顾“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的惨重损失时,李维汉说:“我在江苏工作的这两年多时间,之所以犯‘左’的错误,更重要的还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不足。” 李维汉不仅勇于自我批评,而且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冤假错案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敢于仗义执言,竭尽全力为蒙冤者平反昭雪。如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发生的所谓“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维汉在回顾中央苏区时期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时说:“我错误地认为王明错误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李维汉对自己在中央研究院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期间参加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非常重视,只要发现错误,总是立即纠正,并主动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向蒙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1942年9月12日,李维汉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展起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边区政府系统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李维汉是总学习委员会成员,并主持日常工作,是边区政府系统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当然负主要责任。李维汉知错即改,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积极进行甄别工作。从1943年12月开始,到1944年4、5月就基本结束了。通过复查和甄别,李维汉承认这次“抢救运动”结果:“多数是无问题错‘抢(救)’的”。1945年10月9日,在边区政府干部大会上,李维汉公开回顾了自己在审干中走‘之’字路即从开头的比较谨慎到逐渐急躁最后复归谨慎的全部过程。检讨了自己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向受委屈的同志道歉赔不是。大会之后,李维汉还个别地向在运动中受了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1946年,李维汉去晋西北时,曾委托参加土改的同志带口信给一个同志:在1943年“抢救大会”上把他逮捕送保安处是错误的,我对他不住,向他道歉。李维汉对自己在政治运动中曾经伤害过的同志始终心怀愧疚,直到1981年初,他又委托别人征求一位同志对1943年错误地“抢救”他这件事的意见,并向他表示歉意。1447719428000责编:千帆湖南日报144771942800011[]{"email":"qianfan@huanqiu.com","name":"千帆"}
李维汉对自己的错误和历史的教训从不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而是一直铭记在心,并时时提起,给大家敲响警钟,树立了榜样。1927年八七会议后,“左”倾错误开始蔓延和扩展。此时李维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坦承:“我写这篇回忆录,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1929年11月,李维汉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委兼上海市委),执行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回顾“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的惨重损失时,李维汉说:“我在江苏工作的这两年多时间,之所以犯‘左’的错误,更重要的还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不足。” 李维汉不仅勇于自我批评,而且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冤假错案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敢于仗义执言,竭尽全力为蒙冤者平反昭雪。如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发生的所谓“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维汉在回顾中央苏区时期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时说:“我错误地认为王明错误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李维汉对自己在中央研究院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期间参加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非常重视,只要发现错误,总是立即纠正,并主动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向蒙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1942年9月12日,李维汉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展起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边区政府系统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李维汉是总学习委员会成员,并主持日常工作,是边区政府系统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当然负主要责任。李维汉知错即改,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积极进行甄别工作。从1943年12月开始,到1944年4、5月就基本结束了。通过复查和甄别,李维汉承认这次“抢救运动”结果:“多数是无问题错‘抢(救)’的”。1945年10月9日,在边区政府干部大会上,李维汉公开回顾了自己在审干中走‘之’字路即从开头的比较谨慎到逐渐急躁最后复归谨慎的全部过程。检讨了自己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向受委屈的同志道歉赔不是。大会之后,李维汉还个别地向在运动中受了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1946年,李维汉去晋西北时,曾委托参加土改的同志带口信给一个同志:在1943年“抢救大会”上把他逮捕送保安处是错误的,我对他不住,向他道歉。李维汉对自己在政治运动中曾经伤害过的同志始终心怀愧疚,直到1981年初,他又委托别人征求一位同志对1943年错误地“抢救”他这件事的意见,并向他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