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古典名句,是中华文化长河中历经砥砺的智慧结晶,也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载体。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习近平在很多重要讲话中引经据典,生动传神,寓意深邃。在他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依法治国、新型国家利益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厚重的历史影响。他的治国理念,大量地借鉴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精华,并紧密结合当前的现实情况,赋予其新的意义,既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获取正能量,又反过来使中国的历史文化精华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新华网“学习进行时”专栏摘选他在不同场合讲话中引用的古典名句,并通过解读、释义带您了解其执政智慧。
【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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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千头万绪,需要培养怎样的能力?深化改革繁重复杂,需要具备怎样的思维?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也有风必摧之的烦恼;既有“登高望远”的豪情,也有“为山九仞”的压力。有人感慨:当今中国,正面临绕不开、躲不过的“惊险一跳”。面对“四大危险”、经受“四大考验”,对执政者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新的“赶考”。对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战略战术,习近平同志有着系统的把握、深入的思考。从统筹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际、当前和长远的战略思维,到“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的底线思维;从“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的战略定力,到“敢于担当,积极有为推进改革攻坚”的改革魄力,有认识论的辨析,也有方法论的思考,更有源于实践的总结,为深化改革、完善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和根本遵循。习近平同志引用的古典诗文名句,谈安危、论治乱、道时机、讲大局、明根本、抓重点,充满了对执政之要的辩证认识,体现着对治理大国的深切认识。
“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之江新语·要用人格魅力管好自己》等文中引用
■ 解读
习近平同志一向倡导领导干部干干净净干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把这作为为政之德、为政之道、为政之要。推行八项规定,抓好作风建设,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因而能上行下效,清风劲吹。在我国历史上,注重修身立德、为官清廉,是许多思想家倡导的政治主张,也是一些正直的士大夫终身恪守的为官准则。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引用先秦时期为政以廉的箴言,要求领导干部有公正无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优良品质。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但看领导干部怎么说,更看他们怎么做。要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挥自身的模范作用、人格魅力。否则,“台上他说,台下说他”,说话办事怎么会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 原典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春秋﹞孔子《论语·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春秋﹞孔子《论语·子路》
■ 释义
孔子这两段话都说明了为政者自身行为端正的重要性。在《论语·颜渊》中,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认为“政”就是端正的意思。你自己带头端正,谁还敢不端正呢?对于什么是政治,孔子用一个“正”字概括。
关于“正”,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有如下观点:“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为政者如果自身的行为端正,无须下命令,百姓也会按他的意旨去做;如果自身行为不端,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服从。身正民行,上感下化,才能施不言之教,对百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在评价西汉“飞将军”李广时,引用了孔子这句话:“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对“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最佳诠释。
“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不可以生事,从小的方面说,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能朝令夕改;从大的方面说,是“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保持制度的稳定。而不可畏事,则是说,不能因为一些人对我们发展道路的非议和质疑,就缩手缩脚,甚至按照他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观点。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在根本的问题上,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认准了,就要理直气壮、态度鲜明,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然后照我们自己的判断行事。在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等根本问题上,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任尔东西南北风”。
■ 原典
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
——﹝北宋﹞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 释义
这是北宋元二年(1087年)九月八日,时任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的苏轼就西羌、西夏事宜写给宋哲宗的奏议。元二年八月,北宋俘获了与西夏勾结的西藩首领鬼章,槛送汴京。这是宋朝开国以来首次俘获敌国元凶,百官称贺。苏轼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指出:“安危之机,正在今日。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则安边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将骄卒惰,以胜为灾,亦不足怪。”他就北宋的边防政策提出:“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既不可随便制造事端,也不可胆小怕事。苏轼指出,“生事”如无病而服药,“畏事”如有病而不服药,它们的害处相同,都会置人于死地,并批评了北宋政权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失策。苏轼意在奉劝朝廷,既要谨慎持重,不可无端生事;遇事又不可退缩,要主动作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习近平同志多次表示,他很喜欢苏轼的这一句话。历史上有很多类似教训:唐代开元盛世,玄宗却丧失进取心,骄傲怠惰、沉溺享乐,终致“安史之乱”;清朝康乾盛世,朝野却扬扬得意于文治武功,奢靡腐化、放松吏治,转而走向嘉道中落。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威胁,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与变故,而恰恰是那些不易察觉、缓慢积累起来的倦怠与松懈。正因此,习近平同志才不断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智者见于未萌”,深谋远虑、治于未病。经略将来,如何做到?也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对已经看得清的方面,要深入研判、早做谋划、从容应对;对暂时难以看清的方面,要密切跟踪、未雨绸缪、灵活应对。”
■ 原典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北宋﹞苏轼《晁错论》
■ 释义
《晁错论》是苏轼写的一篇人物评传,评论的是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削藩这一历史事件,并分析了晁错被杀的根本原因。上面这段话为《晁错论》的首段,作者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天下的祸患,最难以解决的,莫过于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却存在着难以预料的隐患。这句话暗指汉景帝时期,表面上虽然国泰民安,却潜藏着藩王坐大、威胁中央的危机。接着,作者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却不想办法解决,那么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那么恐怕天下的人由于习惯了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并支持我们。狃(niǔ):习以为常而不加重视。实际上就是指晁错削藩动手过快,下手过猛,直接导致“七国之乱”。文章又以“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与晁错进行对比,提出真正的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的主张,点出了晁错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由于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挑起“大难”却又不愿为天下人抵挡“大难”,只想保全自身,可谓自取其祸。
“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在谈到改革时,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胸有谋略、动有章法,要打破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思维定势的形成,或是由于个人立场、地位、利益,或是由于工作格局、权限、机制。习近平同志还经常强调,形势是会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工作需要不断适应新的要求。如果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难免会碰钉子。形势变化了,任务升级了,如果还是完全顺着既有的思维定势来行事,可能就觉得不需要改革,或者不积极去推动改革,就可能误事。所谓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正是说要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势。正如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的,解放思想是“总开关”。只有坚持这条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才能摸清利益固化的症结,找准突破问题的方向,推动改革继续前行。
■ 原典
黄酋书,昨鉴川公亦曾抄寄本兵。此酋贪纵寡谋,终当归吾羁绁。观其书词,已非昔时之倔强,可用其几而制之。……但愿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况今时则易然耳。 ——﹝明﹞张居正《答宣大巡抚吴环洲策黄酋》
■ 释义
这是张居正写给宣大巡抚吴环洲的一封信。宣大巡抚,明称巡抚宣府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为明朝初中期设立的一个职位,管理北部边疆地区的宣府、大同府两地的防御。信中提到的黄酋,是蒙古俺答汗之子黄台吉。这封信事涉明朝北部边防,故张居正告诫:“但愿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希望对方审时度势,凡事深思熟虑后再付诸行动,如此天下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无论做什么,事先有准备才能成功。对此,张居正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陈六事疏》中说:“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天下的事情,斟酌计议贵在详备,贯彻执行贵在全力。在《答中丞孙槐溪书》中还说:“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急于开局之时,务必虑及善终;大凡成功之事,往往源于善始。由此可见,张居正开创的“万历新政”绝非偶然。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广大群众既是好政策的受益者,又是有些政策不落实或方向走偏的受害者,可谓地道的政策得失的亲历者、知情者、评判者。一个有作为的从政者应当懂得,从群众那里可以听到真实的舆情、为政的得失、不打折扣的批评。因为这里没有阿谀奉承,没有精心安排,没有刻意导演。得悉了真实可靠的社情民意,便能知晓哪些政策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哪些政策是不受老百姓欢迎的,这是领导者制定政策、完善工作的重要依据。一旦听不到“草野”的声音,耳边响起的只有一片甜言蜜语,就很可能闭目塞听,盲目乐观,“政失”的警报可能就要拉响。“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 原典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汉代政论家王充《论衡》
■ 释义
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过失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有错误的人在诸子。王充的话启示着为政者要走出庙堂,到草野和江湖中去观察、听取意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个环节就是向群众收集意见和问题。有的干部下基层以后,遇见农民,谈不下去;遇见学生,谈不进去;遇见老干部,给顶了回去。这反映出来的,不仅是沟通方法问题,更是更深层的作风问题,能反映出干部是否真正了解基层情况,是否按照群众思维思考和办事。
【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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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习近平同志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反腐,强调既防止“纵蝇为害”,也决不“养虎为患”;既要治标,也要治本,并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既要经常抓,也要长期抓,“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中引用
■ 解读
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这样的滑坡和动摇,往往是从小事开始的。习近平同志还曾以“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堤溃蚁穴,气泄针芒”“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等,提出过同样峻切的警思。现实中,少数干部总以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把握住自己就行了,所以在“小节”上疏于防范,认为吃几顿饭、喝几瓶酒、收点小东西无伤大雅,其结果往往是“小节不慎,大节难保”,最终铸成大错、悔之晚矣。所以习近平同志不断强调,思想的口子一旦打开,那就可能一泻千里。干部不论大小,都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不以恶小而为之”。
■ 原典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 ——﹝清﹞张伯行《禁止馈送檄》
■ 释义
张伯行(1652—1725年),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曾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他清廉刚直,从不收受礼物,极力反对以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拒绝送礼者,特地撰写了一篇《禁止馈送檄》,张贴于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那些送礼者见此犀利檄文,不敢自讨没趣,便悄然离开。这篇檄文也不胫而走,广为传诵,被视作为政清廉的“金绳铁矩”。这篇《禁止馈送檄》,全文仅56字,共用了8个“一”字,申述了关心百姓疾苦、注重个人名节、反对送礼行贿的主张。“一丝一粒”虽小,却牵涉我的名节;“一厘一毫”虽微,却都是民脂民膏。对百姓宽待一分,那么百姓所得就不止一分;向百姓多索取一文,那么我的为人便一文不值。这体现了廉洁奉公的做人原则与道德操守。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无论是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还是坚决反对“四风”,习近平同志都反复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都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表率和带动作用。“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领导干部如果只表态不表率,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普通干部怎么会有改作风的动力?俗话说,领导不领,水牛掉井。领导干部如果说一套做一套,禁令只是说在嘴上、写在文上、挂在墙上,公款吃喝依旧,公车超配依旧,办公超标依旧,制度成了“稻草人”,改作风如何取信于人?就此而言,领导干部本身就是反“四风”的标准、改作风的标杆,越是严格要求自己,越能产生模范带动的辐射作用,释放出以上率下的正能量。
■ 原典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于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于众,行诈于官,而矜实于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 ——﹝东汉﹞荀悦《申鉴·政体》
■ 释义
“政体”,即为政的要领。在《申鉴·政体》中,荀悦提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首先会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才去要求别人;不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首先会要求别人按照禁令去做,然后才要求自己。荀悦以此告诫统治者正人先正己,方能令行禁止,才是“善禁”。荀悦的这一观点继承了儒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思想。四百多年后的唐太宗堪称“善禁”典范,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魏征在上疏中亦言:“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可见,中国古代已将“正人先正己”视为“善禁”至要。
【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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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对党员干部的“德”,一直高度重视。2004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他就在《求是》发表《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一文,指出领导干部“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在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也一再强调政德问题,认为治党治国之要,在于“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
对于新时期领导干部,什么是“德”?2011年12月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领导干部加强思想政治修养,要善于辨别、正确处理四组关系——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他还曾将新时期领导干部“德”的标准,概括为五个修养——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政德”的内涵与外延,为领导干部确立了思想遵循、行动指南。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作报告时的插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清,指的是清廉,公正廉洁,两袖清风;慎,指的是慎重,周密考虑,谨言慎行;勤,指的是勤勉,勤奋好学,刻苦上进。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正确使用手中权力,必须能够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严守党纪国法;自觉做到秉公用权、不以权谋私,依法用权、不假公济私,廉洁用权、不贪污腐败;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想干事、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忘我奉献,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能否干干净净干事,是每一位领导干部经常面临的重大考验”,这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领导干部做到这三个字,根本上说还是要加强修养、提升境界,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
■ 原典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南宋﹞吕本中《官箴》
■ 释义
吕本中(1084—1145年),南宋诗人,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其所著《官箴》共三十三条。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他认为当官的法则,只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
关于吕氏《官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故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曰:‘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文中提到的“上”,为康熙皇帝。另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的《陔馀丛考》记载:“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说明“清、慎、勤”业已成为清朝通用的“官箴”。故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中称:“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立德】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标准是一面镜子。标准高一点、要求严一点,镜子的“分辨率”就会高一些,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才能纤毫毕现。无论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还是在平时的工作中,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正因此,习近平同志才强调,“较高的工作标准是一种动力”。有了高的标准,大家就会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一旦放松了标准,就容易一泻千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引用的这句古语所言,确立什么样的标准,决定着有什么样的成效。多年来,针对改进作风,各种文件、各项制度,不可谓少,但为什么“四风”仍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呢?原因还是在标准不高、执行不严。所以,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因为注意防治疾病,才能做到不生病。
■ 原典
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唐﹞李世民《帝范》
■ 释义
《帝范》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论述为君之道的政治文献,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世民告诉太子李治:“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不讳:死亡的婉词。书中,唐太宗对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选任和统御下属的学问,乃至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事务都做了颇有见地的阐述。“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意为:以上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中等的效果;以中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下等的效果。《四库全书》本文下释为:“孔子曰:取法于天而则之,斯为其上。颜、孟取法于孔子而近之,才得其中。后儒取于颜、孟而远之,则为其下矣。既为其下,何足法乎?为儒者当取法孔子、颜子、孟子,为君者当取法于尧、舜、文王。”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有类似的阐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可见,无论立事还是治学,一定要放宽视野,高定标准,这样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领导干部从走上岗位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在习近平同志看来,“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公权力,掌管着公共资源,公私分明、秉公用权,是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为政操守。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在此之上,习近平同志给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强调,领导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这样,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我们党?就是因为在9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谋求的不是党的私利,不是党员干部的特殊利益,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这是极其朴素的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手中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更要时刻自省自警:热衷追逐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怎能兑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又如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 原典
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
■ 释义
《二程集》是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兄弟一生传道讲学言论的结集。二人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故世称“二程”。上面这段话是二程对《论语子路》的解释。原文为:“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说的是鲁国的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向孔子请教怎样管理政事。孔子告诉他:“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让他们各负其责,宽恕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发现并选拔贤才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对此,二程作了如下评语:“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二程的学说被称作“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主张“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在他们看来,当政者是否具有公心,关乎国家兴亡。有了公心,可以使国家兴盛;没有公心,一切从私心出发,会使国家灭亡。
【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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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90多年光辉历程启示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使我们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书写了中国震撼、找到了中国道路。
从“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打掉横亘在党和群众之间的无形之墙,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之始就将“人民”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在“敬民”的话语坐标下,强调亲民有真感情、爱民有真措施、利民有真成效。
“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人民,常常被比为载舟的水,喻为种子的土地,视为枝叶的根本。对于执政者,人民的重要性如何强调也不为过。正因此,十八大部署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拾党的优良传统,重申党群血肉联系。这样一次以密切联系群众为主旨的党内教育活动,不可能把群众关在门外,习近平同志也一再要求“坚持开门搞活动”,一再告诫“切忌自说自话、自弹自唱”。他引用的这句话,把人民比喻成可以照见治乱的水。现实中,不管是教育实践活动,还是更多其他工作,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多照照群众这一面镜子,多比比群众这一把尺子,才能真正回答好“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
■ 原典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三》
■ 释义
这段话出自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殷,即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其开国君主为成汤。公元前1620年,成汤征讨不祭祀的诸侯葛伯。他对伊尹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不(fǒu):同“否”。意思是,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从百姓精神面貌可以知道国家治理状况。简而言之,就是“以民情为镜”。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镜子论”。成汤的“镜子论”表明,早在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就已将民情状况作为衡量统治好坏的标准。此后,“以人为镜”的观念被历代开明统治者所接受。
《诗经·大雅》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戴礼记·保傅》曰:“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唐太宗李世民将“镜子论”进一步发扬光大。据《新唐书·魏征传》记载,直言敢谏的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感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在检查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原典
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