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KYRe china.huanqiu.comarticle旧事:李立三与李莎的跨国生死恋/e3pmh1nnq/e3pn60p0i《生死绝恋: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8年发行李莎与李立三中国俄罗斯语文学教母李莎于5月12日13时在京逝世,享年101岁。李莎老人同李立三的一段跨国生死恋,再次被人们提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有一对特殊的母女教师:母亲李莎,曾在这里耕耘了五十载,桃李满天下;女儿李英男,也在此工作了三十多年,培养了一批批俄语专业人才。但是,很少有学生知道,李英男竟是中国早期杰出领导人李立三的女儿。“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在他背后,有一位默默付出、坚守的女人——我的母亲李莎。”李英男对父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之间“无限的恩爱”。她说:“印象中父亲每次回家,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妈妈在吗?’然后便开始呼唤母亲的名字……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这种情感在如今难得一见了,母亲是父亲最贴心的知己。”A与俄罗斯少女相识1930年9月,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李立三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并离开了领导职位,但共产国际坚持要他到苏联接受批评。1930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1933年初秋的一天,李立三来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朋友杨松家作客,一个俄罗斯少女敲门走了进来。这个活泼可爱的俄罗斯少女名叫伊丽莎白·帕夫洛芙娜·基什金娜。“叫我‘丽扎’好了。”少女向李立三微笑着说。不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年在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很警觉,避而远之,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嫌疑。丽扎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说她的交往对象就是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时,都劝她不要和这个人接触。李英男一直记得母亲的话:“人的一生都会有错,何况立三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B13平方米房间里的婚礼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李立三和丽扎举行了婚礼。按照苏联的传统,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丽扎’,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1943年,他们的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1945年,中共七大举行,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当李立三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李莎既高兴又担忧,因为李莎知道,这意味着丈夫要回到自己的祖国。1946年9月20日,李莎收到了丈夫寄自哈尔滨的信,信中李立三说,东北战火将起,让李莎带着女儿速到中国。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李英男和母亲来到了哈尔滨。“我跑到父亲身边,扑到他的怀里,亲了又亲。父亲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对着母亲的耳朵轻声说:李莎,我们两个又‘结婚’了。”C厄运降临家庭来到中国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在哈尔滨平静生活3年后,1949年3月,李立三全家迁往北京。开国大典结束后,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那时,我常常见不到父亲,他总是很忙,母亲也忙于北京俄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但她总要抽出时间陪伴父亲,跟着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要管好家里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国的交往紧张起来。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动员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李英男说:“这是母亲最艰难的选择,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受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D一位母亲的顽强坚守“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得不到口供,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但她坚持不撒谎,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1975年5月,李英男、李雅兰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妈妈变成了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那时她刚过60岁,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穿一身黑色衣裤,几乎分不清男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几天后,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作声。”E终得平反昭雪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下,李英男找到了李立三的朋友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建议李英男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1978年4月初,李英男向中组部相关部门详细叙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1978年12月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重新作结论。他们要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12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1979年12月27日,中央正式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李莎及其子女。“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人物志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武汉、上海和广州进行工会活动,先后担任1922年“安源大罢工”总指挥,1925年“五卅运动”总指挥。1927年任中共中央常委,1928年“六大”后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1945年当选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离世,终年68岁。1979年底,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1431558258000责编:千帆大河网-河南商报143155825800011[]{"email":"qianfan@huanqiu.com","name":"千帆"}
《生死绝恋: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8年发行李莎与李立三中国俄罗斯语文学教母李莎于5月12日13时在京逝世,享年101岁。李莎老人同李立三的一段跨国生死恋,再次被人们提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有一对特殊的母女教师:母亲李莎,曾在这里耕耘了五十载,桃李满天下;女儿李英男,也在此工作了三十多年,培养了一批批俄语专业人才。但是,很少有学生知道,李英男竟是中国早期杰出领导人李立三的女儿。“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在他背后,有一位默默付出、坚守的女人——我的母亲李莎。”李英男对父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之间“无限的恩爱”。她说:“印象中父亲每次回家,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妈妈在吗?’然后便开始呼唤母亲的名字……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这种情感在如今难得一见了,母亲是父亲最贴心的知己。”A与俄罗斯少女相识1930年9月,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李立三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并离开了领导职位,但共产国际坚持要他到苏联接受批评。1930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1933年初秋的一天,李立三来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朋友杨松家作客,一个俄罗斯少女敲门走了进来。这个活泼可爱的俄罗斯少女名叫伊丽莎白·帕夫洛芙娜·基什金娜。“叫我‘丽扎’好了。”少女向李立三微笑着说。不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年在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很警觉,避而远之,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嫌疑。丽扎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说她的交往对象就是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时,都劝她不要和这个人接触。李英男一直记得母亲的话:“人的一生都会有错,何况立三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B13平方米房间里的婚礼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李立三和丽扎举行了婚礼。按照苏联的传统,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丽扎’,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1943年,他们的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1945年,中共七大举行,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当李立三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李莎既高兴又担忧,因为李莎知道,这意味着丈夫要回到自己的祖国。1946年9月20日,李莎收到了丈夫寄自哈尔滨的信,信中李立三说,东北战火将起,让李莎带着女儿速到中国。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李英男和母亲来到了哈尔滨。“我跑到父亲身边,扑到他的怀里,亲了又亲。父亲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对着母亲的耳朵轻声说:李莎,我们两个又‘结婚’了。”C厄运降临家庭来到中国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在哈尔滨平静生活3年后,1949年3月,李立三全家迁往北京。开国大典结束后,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那时,我常常见不到父亲,他总是很忙,母亲也忙于北京俄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但她总要抽出时间陪伴父亲,跟着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要管好家里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国的交往紧张起来。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动员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李英男说:“这是母亲最艰难的选择,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受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D一位母亲的顽强坚守“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得不到口供,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但她坚持不撒谎,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1975年5月,李英男、李雅兰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妈妈变成了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那时她刚过60岁,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穿一身黑色衣裤,几乎分不清男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几天后,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作声。”E终得平反昭雪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下,李英男找到了李立三的朋友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建议李英男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1978年4月初,李英男向中组部相关部门详细叙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1978年12月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重新作结论。他们要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12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1979年12月27日,中央正式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李莎及其子女。“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人物志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武汉、上海和广州进行工会活动,先后担任1922年“安源大罢工”总指挥,1925年“五卅运动”总指挥。1927年任中共中央常委,1928年“六大”后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1945年当选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离世,终年68岁。1979年底,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