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旋转门”：学而优则仕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近年来，不断有中国官员进行华丽转身，可以说，当前，官、产、学三者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并将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官员学者不断地“身份转换”说明了中国政府官员体系也正在逐渐变得开放。中国“旋转”正在形成在一个市场经济已经比较成型的社会中，人们选择这个职业还是选择那个职业，有着充分的自由，职业不再从一而终，从业后是否再择业，去职还是留任，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美国是个流动性非常强的社会，一个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换八个工作，每个人都在经历某种意义上的“旋转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个不停转动的官商“旋转门”不仅使每一个想从政的人都有机会一试身手，也使得玩过一阵政治的人可以全身而退去商界赚钱过另外一种生活，官商两界不断输入新鲜活力和优化动力，相互需要且相得益彰。在满足个人价值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旋转门”为权力流动开启了进出通道和方便之门，通过职业转换的方式实现了高端领域的公共权力与民间权力之间的有序流动。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实际上，“旋转门”现象也正在成为中国政坛的新景象。2010年，民政部原司长王振耀任职北师大引起广泛关注，而在全国人大任职，官至副局级的已故宪法学者蔡定剑重返中国政法大学讲坛更属鲜见。几年前，万钢、陈竺以非党人士的身份分别出任了科技部和卫生部部长，正在开启一个学者从政的新时代。此外，一些政府高官退休后或即将退休时开始担任一些高校的学院院长，如前副总理钱其琛，前外长李肇星、前版署署长柳斌杰等。这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旋转门”现象。在讨论旋转门时，我们也应区分“旋转门”与体制内工作调动的不同。2011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就任证监会主席，今年三月又任山东省委副书记。此前2008年6月，还有华能集团董事长李小鹏就任山西省副省长。对于此类频现的体制内官员和央企、国有金融机构管理者之间的身份转换，至多算是工作调动，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旋转门”。总的说来，现阶段中国旋转门特点是学而优则仕者多，而仕而优则学者少。“旋转”的好处从宏观层面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行政管理环境变化的结果，具有某种必然性。从制度而言，中国官员到高校任职，表明中国传统、封闭的官僚体制已经被打破，公务员职业的永久性和稳定性传统被打破，官、产、学三者之间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从现实来看，一方面，社会发展与干部制度改革对官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员承受的工作和心理压力较过去增强;另一方面由于腐败和制度的不完善使从政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官员离开官场，进入学界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渠道。从文化上说，由于社会提供了发挥个人天赋和成长的各种环境和空间，“官本位”的行政文化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此外，大学也因这些有着管理经验的干部的加入而融入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其管理方式、学术环境以及整体氛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微观层面而言，官员到大学任职，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官员的价值观开始走向多元，更多地从自己的兴趣和个性出发来重新选择和定位自己，同时愿意经历不同的人生历程。当前的中国政府官员大多有比较好的教育和知识背景，很大一部分官员拥有博士学位，具有较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所以可以直接参与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特别是在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领域，具有较强的经验优势。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进步，也是官员选择进入高校的基础和资本。另一方面，到学校任职的官员，特别是一些高官，通常都有极高的知名度，而且见多识广，亲历过许多重大事件，具有一般教师所没有的实际经验。他们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还可以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看，官员到高校任职，在学界与政界之间以某种形式形成良性的人才互动机制，既是对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有利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一些官员多年的从政经历培养了他们广阔的视野和出色的管理能力，退休或离职后到高校任职，可以使他们的经验和能力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官员通常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政府管理经验，很强的学习能力。通常他们通过短期的学习、培训和提升，就可以很快适应高校的工作。从这一角度来说，官员高校任职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官转学：无奈还是主动当前，对于“学转官”，大家趋之若鹜。而“弃官从学”者仍然很少见。而那些“弃官从学”究竟是“事业之选”，还是“利益之选”，抑或是“无奈之选”呢?公务员相对狭窄的发展空间与大学较宽阔的事业平台之间的关系。公务员是属于岗位管理范畴的专业性工作，一旦确定了岗位，就需要在一个比较单一的环境中工作相当长时间;大学教师则属于事业管理型的工作，时间上的弹性、工作性质的灵活性和工作内容的自主性都比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大批公务员拥有了高学历，他们在接受大学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教育的同时，也悄然在心灵深处营造了一片独立的园地。而这种人生意义理解的丰富性与机关比较枯燥刻板的工作有时会演化成为理性的冲突，经过一番又一番的思索，有些官员就会作出大胆的决定。这可以看作是“事业”之选。市场经济对人的观念产生的冲击与泛行政化回潮、“官本位”意识强化之间的关系。市场的本质是一切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社会体制在市场经济面前难以保持其特殊的性质，社会多元的评价机制显得苍白无力，体制内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也容易“归零”。即使客观上在一些利益调整方面采取了事实上的强化体制作用，也难于抵抗市场的消解，部分人对泛行政化回潮产生逆反心理，他们试图挣脱体制束缚，展示经济的张力。这可以看作是“利益”之选。未来的理想与现实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士年轻时都充满了对未来、对事业的无限憧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到中年，理想化的东西开始减少，考虑现实的需要成为主流，改善生存状态的努力往往会成为挥之不去的念头。于是理想开始分化，理性开始回归，自我意识更加清醒。到国有企业去，取得高工资，固然好，但未必能圆此梦，毕竟自己的去向还掌握在领导的手里，不一定想去就能去。那么，就选择自己可以做主的地方吧，大学便成为不错的选项。这可以看作是“无奈”之选。从克服“官本位”和促进人才流动的意义上说，我们宁肯希望官员转换身份这件事情成为常态。那么，如何促进其积极层面作用的发挥，减少其负面影响，则需要从多方面下力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官本位”釜底抽薪。政府应把可以取消或减轻的管制尽量取消或减轻管制力度，把可以放给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自己管理的权限尽量放出去，使之与逐步实现的管理层级压缩减少和管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同时推进，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所出现的“寻租”现象。官转民(商)：中国要防备什么作为一种人才交流互动现象，官员高校任职如同官员“下海”一样，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关键是我们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来完善对其的管理，防范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公职人员因握有公共权力，很容易利用公共权力及其影响力谋取私利，影响社会公平竞争。而公职人员到其他机构兼职不仅涉及是否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公务活动上，同时也涉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问题，为此很多国家建立了官员兼职与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如《联邦德国公务员法》规定，原则上公务员不得兼任社会和私人性职务。再如美国1978年出台的《从政道德法》规定对高级行政官员离职后进行一定时期的冷冻期，禁止他们以公司顾问或职员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进行商务谈判，并禁止其在离开政府一定时期内为任何事由游说其前任机构。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但这些制度由于缺乏处罚性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目前官员在高校兼职、演讲等问题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规范的现象。必须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相关的制度，限制官员利用公共权力和影响力为所任职高校谋取利益，同时还应对官员高校任职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核。官员的任免，国家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经过严格的程序，否则就是违规操作。同样，教授的职称，也有严格的程序和资格任定。官位的高低并不能成为其是否具有到高校任职资格的依据。美国“旋转门”的重要弊端是离职高官的权力延伸而滋生腐败现象，美国“旋转门”控制的核心便是为离职官员进行权力消磁，防范官员离职后的腐败行为。离职官员的权力从规范意义上看已经不是国家权力的范畴，而是国家权力延伸或衍生的“准国家权力”，但在官员离职后一段时期内具有国家权力的影响力，他们仍然能够利用任职时的权力余威为自己或其雇主谋取私利，带来不正当利益而产生利益冲突。因此，离职官员权力的表面退出并不能消除实质上的腐败可能，从而使得为离职官员进行权力消磁是法治化反腐的重要内容。美国对“旋转门”造成的离职官员的权力延伸进行权力消磁体现在政府道德法中的“职后就业限制”部分及利益冲突法中，主要是对离职后政府官员行为的约束及其时间的限制，即禁止官员在一定期限内从事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行为。“旋转门”立法对经过旋转门的前政府官员从事游说活动、代表政府监管的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进行谈判等活动都有一个行为的时间限制，即“冷却期”，冷却期有长有短分为1年、2年、5年或终身不等。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个州有独立的立法权，而且对不同级别和职位的官员有不同要求，使得行为限制方式和“冷却期”时间长短有所不同，级别越高要求越严格具体。美国的《基本利益冲突法》是一项刑事法律，该法规定任何政府官员或雇员都不得故意亲自或实质上参与同自己有着财产利益的特别事项，违者应处1万美元以下罚金，或者单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法不仅适用于政府官员，而且适用于政府官员的配偶、子女和经济合伙人，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有一整套健全的执法机构将这些严密的法律付诸严格地实施。由官转民的“旋转门”现象在我国被俗称为“下海”，即官员离职后的经商就业行为。“下海”曾经是十分流行且受肯定的词汇和行为，那些成为“红顶商人”或“高薪打工”的下海高级官员大多被社会认可为能人，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观念的不健康、体制的不健全带来了许多后遗症，为一些前政府官员利用在职时的权力关系网图谋私利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常常利用其权力余威为自己或雇主谋取私利。由于离开政府后的非公务人员身份也为其腐败行为披上了一层貌似合法、是非难辨的灰色外衣，加之我国官员流动的不足和人才选拔任用机制的缺漏，使得离职官员在政府中的权力影响力远甚于美国，从而形成了诸多手段更加隐蔽、危害更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并成为我国目前腐败现象发生和蔓延的灰色地带和主要领域，“权力的余威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鉴于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日益抓紧，明路堵住了，却不妨走暗路。在任时不能顺利达到这一目的，那就在离任时再走这条路。权力递延、权力转嫁、权力接班，正是这种权力影响的多种拓展催生‘弃官从商’现象”。只有充分消减离职官员的“权力磁场”，才能防止公权力私人化后出现“人走茶不凉”的荒唐腐败现象，有必要借鉴美国“旋转门”控制的法律经验来规范中国式的“旋转门”现象。虽然我国党和政府对此有许多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包括我国公务员法也有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此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限制条款由于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惩罚力度偏轻、执法体系不健全等缺陷，加之人们对于“旋转门”可能造成的腐败问题意识的淡漠，许多规定只是流于形式而难以实施，官员离职后经商已然成为见怪不怪的正常现象，大多数人更是没有把离职官员经商行为与腐败现象联系起来，致使官员职后权力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