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三号载荷项目参与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任伟接受《环球时报》专访：香港内地科研携手，实现“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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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雪婷】在9月9日举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中，包括香港特区载荷专家黎家盈在内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演示，并开展一场“天地对话”。近年来，香港社会对于国家重大航天项目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越来越高。 <img data-alt="5月24日，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左侧为黎家盈。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5b79629cbcb4ec0a589f3da0836ae878u1.png?imageView2/2/w/1260"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任伟教授，他所参与的“激光外差光谱仪”项目，被遴选为天问三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轨道器合作项目。任伟向记者介绍了内地与香港科学研究优势的不同以及双方在密切的合作交流下如何实现“1+1>2”。 第一次把研究成果送出地球 环球时报：香港中文大学项目组在“激光外差光谱仪”载荷研制中负责哪些关键工作？ 任伟：该项目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及合肥知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四方联合申报。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团队长期深耕高精密激光光谱技术，在本项目中负责载荷的关键技术攻关、关键指标的论证和原理样机的研制。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火星大气非常稀薄，传统手段很难观测到水汽。我们让一束特定波长的激光去接收通过火星大气的太阳光，当这两束光在探测器里相遇时，会产生一种干涉放大效应。通过分析太阳光谱的精细特性，就能实现火星大气水及其同位素的测量，兼顾了深空任务对载荷重量与功耗的严苛限制。这个创新技术路径在国内深空探测中被首次采用。 环球时报：遴选过程竞争激烈吗？后来得知项目入选，你和项目组伙伴心情如何？ 任伟：整个选拔非常严格，竞争非常激烈。国家航天局公布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就关注并着手组建团队。我们与合肥院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方面长期合作，同时合肥院与澳门科技大学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有合作关系，所以我们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联合团队。 国家航天局当时要求先提交初步建议，过了一两个月通过初选后写正式建议书，然后再等两个月。那段时间，要与全球几十个团队同台竞争，压力很大。下一步是去北京面试，去年12月中旬，我们获得了通知初步入选的文件。但那一刻压力反而更大了，因为载荷研制周期非常紧，团队开足马力，提前投入研制。正式收到入选通知是今年4月，听到消息时，我们真的非常激动。这不仅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跳出地球”把目光投向火星，更是我们的团队第一次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送出地球。 环球时报：这个项目的成功对香港中文大学，甚至整个港澳高校的科创学科建设有哪些推动作用？ 任伟：最近几年，我能真切感受到，香港高校对科创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而航天恰恰是科创成果最硬核的试金石，意味着我们的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有了全新的应用场景。这不仅是我们研究团队的重要突破，更是港澳高校与内地科研力量深度协同、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体现。 双方科研各有优势 环球时报：金融一直是香港的传统优势学科，你认为目前香港高校为何近年能在科创学科方面有所建树？ 任伟：金融确实是香港很重要的优势板块，这块长板我们不仅要守住，还要继续拉长、做强。 说到科创，我感触挺深的。12年前我从内地刚来香港时，这里的科研更多是“兴趣导向”——我感兴趣就做，对工程应用和成果转化并不重视。而内地同行很早就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模式，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组建团队集中攻关。这种模式现在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重视。 香港过去很少接触这些重大需求问题，但随着与内地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也逐渐有机会了解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香港没有发射场，没法去深海、极地，但内地提供了非常大的平台，我们可以把原创的想法带过去实施，最终得以落地。 环球时报：港澳科研体系与内地航天工程体系存在一定差异，在合作过程中，双方的研究团队是如何实现高效协同、优势互补的？ 任伟：内地的科研团队在载荷工程化研制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有清晰的管理框架和组织协调机制，科研人员的职责也划分得很明确，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能溯源。这种系统化的科研方式，在香港高校其实不太常见。这边通常有了好的想法就会立即开展原理验证，一两个人就能完成全链条的工作。 从载荷研制本身来说，内地经验丰富得多，我们需要学习内地大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和技术体系。香港的优势可能在一些原创的想法，大家有时候甚至有点异想天开，但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思路，偶尔能解决长久的“卡脖子”问题。如果两方面能很好地融合，确实可以产生“1+1>2”的效果。 好奇心就是一颗种子 环球时报：在科研人才培养方面，香港和内地高校有怎样的互动交流机制？ 任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绝大部分是香港本地的学生。其实香港很多人对航天都非常感兴趣，我们会组织学生参与项目研发，也带他们去内地访问、参观、学习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进一步调动大家对航天的热情，也让大家对国家重大工程有深入了解。 我们航天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每年会有一两次赴内地的机会，前两年集中在大湾区，现在也逐渐拓展到北方学校和科研院所。在航空航天方面，香港教育体系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如果未来想要在这个方向发展，与内地的交流都至关重要。 此外，我们的课题组最近两三年有不少博士毕业生回内地科研机构工作，这次的天问三号项目组中就有两位内地方面参与人员是我们团队培养的博士。一方面，我们为内地科研单位培育输送人才；另一方面，我们也能通过他们保持持续的合作。这种互信、互助的关系，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环球时报：港澳特区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你对有志献力国家航天事业的港澳青年有什么建议？ 任伟：希望青少年从小就能培养对航空航天的兴趣。我举个很小的例子，有时候我回家聊到现在的工作，聊火星、聊月球，我的小孩今年10岁，也潜移默化地受影响。有一次，他的老师让学生们选一个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孩子就主动选了火星。虽然他研究不了多深，但这份好奇心就是一颗种子——未来随着他了解得越来越多，就有可能真正投入这个行业。     目前香港的航天氛围其实挺好的，特别是黎家盈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令人振奋。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一个航天梦，宇宙是我们一直仰望的方向，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能真正参与国家航天事业，我们真的非常荣幸。</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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