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勋章”获得者钟掘：一定要全力以赴让国家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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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陈子帅 褚大业】走进中南大学极端服役性能精准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研发基地，一批批用于国家航天事业的关键构件映入眼帘。即将9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掘，至今仍带着团队在这里攻关可重复使用不锈钢火箭超大构件。身体虽无法长时间站立，她依然几乎每天惦记着实验室。《环球时报》记者到访当天，长沙天热，实验基地里热浪流动。钟掘院士坐着轮椅，又一次出现在这里。 从“一五”到“十五五”， 钟掘院士始终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始终“放心不下”。今年，她获得“七一勋章”，但面对这份至高荣誉时，她反复说着“有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以后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誉。她还说，“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你就一定要全力以赴让国家兴旺发达！” <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971d52825f4679cf7ce19443c5fcc4e8u5.jpg?imageView2/2/w/1260" /><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ed8a7bf7c0241f9c2b13e471c7144facu5.jpg?imageView2/2/w/1260" /><img data-alt="钟掘院士在中南大学接受媒体采访。陈子帅摄。"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760ec8b11c1770b1ab5a7f6686168836u5.jpg?imageView2/2/w/1260" />“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 见到钟掘院士时，她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非常朴素。聊起正在开展的科研项目，她思维缜密，侃侃而谈，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当说起“七一勋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时，她却对记者说，“我感到非常‘惶恐’，觉得离这份荣誉差距太大了。这是党内最高荣誉，我怎么做才有这个资格去领奖？我想，我的后半辈子要做前半辈子一倍的工作都满足不了（要求）。” 类似的话，钟掘院士在采访中说了好几次，“我只是做了一个教授日常该做的教学和科研。我要对得起国家给我的肯定和鼓励，我要加倍努力。” 钟掘的报国之志，从少年时就已经立下。1936年出生的她，亲历了抗日战争。五六岁时，她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逃难到重庆，日军侵略造成的苦难让她小时候就埋下奋斗报国种子。“当年我们被日本人欺负，十四年抗战受了多少苦多少罪。如果我们再不强大，那么未来历史可能重演。‘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这个念头和目标在我小时候就树立了。” 1955年，周恩来总理作关于“重工业是国家工业根基”的报告，让钟掘记忆深刻。“周总理讲到冶金工业是国家的基础，机械工业是基础的基础。我们必须把装备做出来。因此我就投身了机械领域。”钟掘院士向《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当年她去天津钢厂参观，看到工人在火花四溅、极其危险的条件下工作，“我们很担心，这种精神也感动了我们。我当时就认定，要为祖国的重工业服务，改变工厂艰险（作业）的环境。”当年，北师大女附中300余名毕业生中，选择冶金机械专业的只有两名女生，钟掘便是其中之一。 1960年，钟掘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任教。此后的二十年间，她长期扎在工厂一线，在一次次设备故障诊断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从中总结出“封闭力流”现象——这一理论后来成为她挑战“洋设备”的底气所在。 19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日本引进了一套1700热连轧机。然而，这套号称集当时各种先进科技于一身的生产装备，在空载试车时就出现重大故障——传动系统非承载面被异常破坏。日方一口咬定：是中方没加润滑油导致的。 钟掘做过相关研究，受武钢邀请去现场诊断。到武钢后，团队白天晚上连轴转，半夜一两点钟布置传感器，从厂区走十几里路回宿舍，就为第二天测试做准备。最终，他们测到了设备传动系统内部有一个设计之外的力流，以数倍于设计值的巨大负载在系统内反向传递而导致设备异常损坏，证明是日本设计的装备和工艺不匹配。数据摆在面前，日方最终承认设计不周到，赔偿了设备并道歉。“当时全国学术会上，同行们都很高兴。我们在面对国外的重大工程考验时，还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当年刚改革开放不久，对于新引进的日本技术我们敢科学研究后予以否定，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工作成果，说明日本水平也是有限的。”钟掘对记者说，“这件事给了我最大的信念：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你能做的，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国家需要什么，钟掘就研究什么 这份“为国家强大而奋斗”的信念，贯穿了她的一生。了解钟掘的人都说，她做科研从来不是先问这个课题能不能发论文，而是先问国家需不需要，永远“服务于国家需求”。她的学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段吉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钟掘老师开辟新方向，从来不考虑我们有没有基础，也不考虑难度有多大，国家有需求，就是命令。” 2000年左右，钟掘和同行专家在深圳参观光电子制造厂，看到芯片封装是由一群年轻人完全靠人眼观测、手工操作。她当即认定，机械专业有责任进入这个领域，要研发更精密的机器来支持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 “2002年我评教授时，钟掘‘硬逼’着我们转向光电子方向。说实话，我们当时只认识‘光电子’三个字，一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段吉安回忆，他之前的研究方向是轧机振动，已经打下了深厚基础。但钟掘态度坚决——国家有需求，就是命令，勇于迎难而上。 这一研究就是二十年。2018年，由该团队研发的光电子器件集成制造装备实现量产，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光电子制造企业。此外，相关系列装备支撑我国光纤通信进入国际领先行列，服务我国“东数西算”。段吉安告诉记者，过去该设备领域由一家德国企业主导，其设备不仅价格高昂并且对我国也有出口限制，而后来，这家德国公司已经被国产设备“挤”出了国内市场，最终被收购。 段吉安还告诉记者，钟掘院士“从来不是‘指指方向你们去干’，而是亲力亲为。她会亲自把学生‘扶上马’，看到我们能走路了、能干活了，她才慢慢放手。但仍放不下心，还是要操心。”他还说，面对这些重大需求项目，自己能坚持下来，钟老师是精神支柱。“跟随钟先生近三十年，我学到最深的一点：不怕自己没做过，不怕自己有没有基础，只要国家有需求，就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去做。 她就像一棵大树，让我们这些后辈敢于在没有基础、没有同行、没有借鉴的情况下，开辟新方向，坚持二十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钟掘院士几十年的科研道路，涉及许多前沿领域。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她就奔向哪里。她的学生们说，“老师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国家的新需求”。 近年来，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我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领域正在实现快速追赶和突破。钟掘院士认识到，可重复使用火箭对结构件提出了全新要求，特别是需要用到不锈钢材料。 “不锈钢不是我们研究的‘老本行’，但我们迅速调整方向。” 中南大学轻合金研究院研究员刘春辉告诉记者，钟掘院士几年前开始带领团队攻克不锈钢大型薄壁结构件的制造难题。记者在实验室看到，该团队自主研发的旋挤成形设备，已经生产了一批国际一流的一体成型结构件。“有时候我们年轻人还没有感觉到、想到的时候，钟老师自己就想到了。” 刘春辉对记者说，“她一想就很激动，晚上12点多还跟你联系，说这个要对标前沿做。” <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a2aa1212ef675117717e30088106673bu5.jpg?imageView2/2/w/1260" /><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ca6cba6f4435c171bff496f19ca298b6u5.jpg?imageView2/2/w/1260" /><img data-alt="中南大学极端服役性能精准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陈子帅摄。"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86f37de1d807e791f08f8b1dd53bd36au5.jpg?imageView2/2/w/1260" />2003年，钟掘参加国家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的“基础研究”与“制造技术”两个专题的研究与部分撰稿工作。她总结自己多年来在极大尺度、极小尺度、极端服役功能、极端环境制造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极端制造”的概念。她敏锐地意识到，要提升国家战略竞争力，必须具备“极端制造”能力。“极端制造”被正式写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成为国家战略方向。一个科学家提出的学术概念，上升为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这在我国科技史上并不多见。 最注重传递给年轻科学家的品质：“爱国！” 钟掘的办公室里，绝大部分都是书。除了本专业内容外，她还在看材料科学、物理等其他领域的书籍，甚至是最基础的“入门书”。她的学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告诉记者，三四年前钟掘院士住院，他们去探望，看到院士正在病床上阅读《中子散射在凝聚态物理中的应用》。“当时她正在主持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研制项目， 需要这部分的知识。一般来说，这些工作都是安排给学生做，但她还是亲自学习这些非常基础性的内容。” 刘春辉记得，有一年年底，快过年了，他看到80多岁的钟掘院士在会议室里吃面包，忍不住问：“您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这么拼命？”他以为会听到一番大道理。但钟掘院士的朴素的回答震撼了他。钟掘说，“农民每年为国家生产了粮食，工人为国家生产了产品，我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知识分子应该为国家做什么？”刘春辉告诉记者，钟掘院士每年年底时都会思考自己为国家做了哪些贡献，“她内心对国家和事业的情感非常朴素而且深沉。” 这种情怀，也变成了钟掘院士拼命工作的动力。记者了解到，钟掘院士还是一个喜欢“熬夜”的人，她经常凌晨给学生们打电话讨论工作。段吉安说，“她原来身体好时，天天到办公室，早上9点来，晚上六七点才走，中午吃从家里带的便饭。70多岁时还经常北京出差，坐早班机去、晚班机回，有时晚上12点到机场还着急会议事宜。” <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3efeee70f3e54035e570bc624afaee56u5.jpg?imageView2/2/w/1260" /><img data-alt="钟掘院士在实验室。褚大业摄。"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de508d65070f6a8652077e49b5d194d6u5.jpg?imageView2/2/w/1260" />采访时，记者问钟掘院士：让您一直坚持在一线不断创新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坚定地回答：“爱国！”“国家有过那么困难的时期，贫穷落后，被别人欺负。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中华民族，不能让别人欺负。让国家强大起来的心愿一直驱动着我，让我碰到任何事情，都觉得这是要对国家负责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在做事。”钟掘说。 而当记者再次问到她最注重传递给年轻科学家的品质是什么时，她依然坚定地回答：“爱国！”“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你就一定要全力以赴让国家兴旺发达！” 1986年，钟掘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责任更大、任务更重。“共产党员的保质期是一辈子。”这句话，她常常对身边的人说。如今，九十高龄的她，腿脚不便，依然坚持坐着轮椅参会、到实验室盯进度。太多人劝她休息一下，但她总摆摆手说，“国家任务等不起，耽误一天，就可能落后一年。” 采访最后，《环球时报》记者问钟掘院士平时有什么爱好，她回答说，“我年轻时既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但工作以后，特别是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后，就没有时间分心做别的事了。我必须全心全意完成国家任务！”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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