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NufJnhZVyL作者:丁雅栀 董万赫 王佳琳china.huanqiu.comarticle【史海回眸】林珍:我在港九独立大队当“小鬼通信员”/e3pmh1nnq/e3pn61c2g【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丁雅栀 董万赫 王佳琳】编者的话:80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侵略者给中华大地带来巨大的创伤,1941年底,战火烧到香港,当地居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香港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香港,1942年2月,港九独立大队成立,英勇抗战直到日本投降。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90岁高龄的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林珍,听她讲述自己和姐姐林展的抗日故事。 情报写在火柴盒大小的纸卷上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林珍年仅6岁。她家位于九龙启德机场附近,战争的爆发让她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听飞机的警报声、爆炸声成为日常,粮食短缺、物资匮乏等生存问题也变成一家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林珍回忆说,当时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少量的大米,大米中还掺着沙粒,她帮忙做饭时,每次都要先挑沙粒。战争不仅夺走了她童年的欢乐,也让她目睹了真实的残酷——家附近,许多老人和妇女在街头饿死或冻死,尸体被垃圾车运走,让林珍第一次对“死亡”有了认知,她看到一辆辆板车缓缓经过,车上用席子盖着的,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更让林珍刻骨铭心的是姐姐林展被日本宪兵欺负的事。林展被日寇诬告偷窃军票,日本宪兵到林展家中进行搜查,甚至对林展进行暴力审讯。日本人走后,母亲拉着林珍和林展说:“坐在家里都要挨打,倒不如参加游击队,绝不能再软弱!”1943年冬天,年仅8岁的林珍跟着母亲,怀着满腔热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港九独立大队,成为一名“小鬼通信员”。 港九独立大队其中一个根据地隐藏在深圳山林。加入港九独立大队后,林珍首要学习的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意味着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而是一名战士。其中,“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必须牢记的基本准则,还有其他的严格纪律。每天早晨,部队都会出操,战士们跑大圈,她则跟在后面跑小圈,口中唱着游击队歌曲,就这样,林珍的港九独立大队集体生活正式开始。 港九独立大队告知她作为通信员的职责,班长给她分配任务。当时林珍年纪尚小,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班长带着她一起沿着既定路线往返,途中经过多少树林、遇到哪些山石需要拐弯,班长都会详细讲解。到达目的地后,要找什么人、交通站在阿叔还是阿婶家等信息,也一一交代清楚。 “我执行了很多次送信任务,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按时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回,也未曾遇到过被劫持或其他惊险情况。”林珍说,这主要是因为她当时年纪小,一个小女孩挎着小草篮在路上走,不太会引起敌军怀疑。 林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每次送信时,她并不知道信里的具体内容,那些情报都写在火柴盒大小的纸卷上,她会把纸卷藏在腋下或裤腰里,有时还会在草篮里装些山上的果子当掩护。在班务会上,她听其他大哥哥通信员讲述各自的经历。他们经历了很多惊险时刻,如果遇到敌人,会立刻把信息纸咽下去,如果发现被人跟踪,就假装摔跤,顺势把信件塞到泥地里,他们想了很多应对敌人的方法。 与受伤大哥哥的约定 随着斗争愈发激烈,伤员不断增多,1944年夏天,担任了大半年通信员之后,林珍被调到伤兵医院,成为一名护理员。当时,游击区的伤兵医院并非固定的空间,是“流动的”。很多时候是借用老乡的大祠堂,有时甚至就在山洞里搭个棚,就算是医院了。由于年纪尚小,林珍的工作主要是给伤兵送水喂饭、打扫卫生。她也负责清洗纱布等工作,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艰苦时期,用过的纱布带着脓血,却不能随意丢弃,必须反复清洗、消毒,然后再次利用。寒冬腊月,河水冰冷刺骨,血块在水中很难化开,林珍只能使劲揉搓纱布。因为长时间在冰水里浸泡,她的手上生了冻疮,又疼又痒。“虽然条件艰苦,但看到战士们的坚强,我就觉得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她说。 然而比起个人的艰难,更让林珍揪心的是部队里缺医少药的困境。她亲眼看着医生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为受伤的战士取出体内子弹。战士因剧痛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叫声,仿佛一把把利刃,狠狠刺在林珍的心上。可即便如此,这些战士开完刀、缝完针后,缓过劲来没多久就申请归队,继续战斗。 林珍曾经照顾过一位战士,他在安装地雷时发生意外,脸部受伤严重,尤其是双眼。林珍为他更换眼药布时问他:“大哥哥,你能看到一个手指还是两个?”大哥哥总是默默摇头,林珍很心疼,对他说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大哥哥却总是安慰她:“阿珍,别担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等胜利了,你在香港成为一名真正的白衣天使,再来给我治眼睛。”回忆起这些场景,林珍眼中充满对战士们的敬佩和感动神情。日本投降后,这个大哥哥在深圳的一家疗养院休养。香港回归祖国后,在一次纪念烈士的活动中,林珍又见到了他。戴着墨镜的他告诉林珍,自己虽然眼睛失明了,但健康地活了下来。 庆祝日本投降“比过年还热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游击队。林珍和战友们欢呼雀跃,队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有扭秧歌的,有舞龙的,还有放烟花的。“那天部队里加了菜,大家吃了一顿好的,文工团也表演了唱歌跳舞等节目,比过年还热闹。”林珍回忆道。大家庆祝的时候,林珍还有一项任务——跟着另一位通信员,挨家挨户到伤员住过的老乡家“结算”:伤员住了多少天,借用了多少粮食,使用过老乡家的哪些物件或材料,都要一一记录归还。 日本投降后,林珍和她的母亲回到香港家中从事地下电台联络工作,直到部队决定撤掉通信点。彼时,10岁的林珍重新开始她的学业,生活回归正轨。林珍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尽管战争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她也从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经历,这些经历让她更加坚定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决心。她说:“尽管战争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历史,也会继续传承这种精神,让后人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勇敢担当。”1755200868203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李雨童环球时报175521152700611[]{"email":"fanyuwei@huanqiu.com","name":"樊羽玮"}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丁雅栀 董万赫 王佳琳】编者的话:80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侵略者给中华大地带来巨大的创伤,1941年底,战火烧到香港,当地居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香港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香港,1942年2月,港九独立大队成立,英勇抗战直到日本投降。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90岁高龄的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林珍,听她讲述自己和姐姐林展的抗日故事。 情报写在火柴盒大小的纸卷上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林珍年仅6岁。她家位于九龙启德机场附近,战争的爆发让她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听飞机的警报声、爆炸声成为日常,粮食短缺、物资匮乏等生存问题也变成一家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林珍回忆说,当时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少量的大米,大米中还掺着沙粒,她帮忙做饭时,每次都要先挑沙粒。战争不仅夺走了她童年的欢乐,也让她目睹了真实的残酷——家附近,许多老人和妇女在街头饿死或冻死,尸体被垃圾车运走,让林珍第一次对“死亡”有了认知,她看到一辆辆板车缓缓经过,车上用席子盖着的,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更让林珍刻骨铭心的是姐姐林展被日本宪兵欺负的事。林展被日寇诬告偷窃军票,日本宪兵到林展家中进行搜查,甚至对林展进行暴力审讯。日本人走后,母亲拉着林珍和林展说:“坐在家里都要挨打,倒不如参加游击队,绝不能再软弱!”1943年冬天,年仅8岁的林珍跟着母亲,怀着满腔热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港九独立大队,成为一名“小鬼通信员”。 港九独立大队其中一个根据地隐藏在深圳山林。加入港九独立大队后,林珍首要学习的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意味着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而是一名战士。其中,“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必须牢记的基本准则,还有其他的严格纪律。每天早晨,部队都会出操,战士们跑大圈,她则跟在后面跑小圈,口中唱着游击队歌曲,就这样,林珍的港九独立大队集体生活正式开始。 港九独立大队告知她作为通信员的职责,班长给她分配任务。当时林珍年纪尚小,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班长带着她一起沿着既定路线往返,途中经过多少树林、遇到哪些山石需要拐弯,班长都会详细讲解。到达目的地后,要找什么人、交通站在阿叔还是阿婶家等信息,也一一交代清楚。 “我执行了很多次送信任务,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按时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回,也未曾遇到过被劫持或其他惊险情况。”林珍说,这主要是因为她当时年纪小,一个小女孩挎着小草篮在路上走,不太会引起敌军怀疑。 林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每次送信时,她并不知道信里的具体内容,那些情报都写在火柴盒大小的纸卷上,她会把纸卷藏在腋下或裤腰里,有时还会在草篮里装些山上的果子当掩护。在班务会上,她听其他大哥哥通信员讲述各自的经历。他们经历了很多惊险时刻,如果遇到敌人,会立刻把信息纸咽下去,如果发现被人跟踪,就假装摔跤,顺势把信件塞到泥地里,他们想了很多应对敌人的方法。 与受伤大哥哥的约定 随着斗争愈发激烈,伤员不断增多,1944年夏天,担任了大半年通信员之后,林珍被调到伤兵医院,成为一名护理员。当时,游击区的伤兵医院并非固定的空间,是“流动的”。很多时候是借用老乡的大祠堂,有时甚至就在山洞里搭个棚,就算是医院了。由于年纪尚小,林珍的工作主要是给伤兵送水喂饭、打扫卫生。她也负责清洗纱布等工作,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艰苦时期,用过的纱布带着脓血,却不能随意丢弃,必须反复清洗、消毒,然后再次利用。寒冬腊月,河水冰冷刺骨,血块在水中很难化开,林珍只能使劲揉搓纱布。因为长时间在冰水里浸泡,她的手上生了冻疮,又疼又痒。“虽然条件艰苦,但看到战士们的坚强,我就觉得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她说。 然而比起个人的艰难,更让林珍揪心的是部队里缺医少药的困境。她亲眼看着医生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为受伤的战士取出体内子弹。战士因剧痛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叫声,仿佛一把把利刃,狠狠刺在林珍的心上。可即便如此,这些战士开完刀、缝完针后,缓过劲来没多久就申请归队,继续战斗。 林珍曾经照顾过一位战士,他在安装地雷时发生意外,脸部受伤严重,尤其是双眼。林珍为他更换眼药布时问他:“大哥哥,你能看到一个手指还是两个?”大哥哥总是默默摇头,林珍很心疼,对他说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大哥哥却总是安慰她:“阿珍,别担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等胜利了,你在香港成为一名真正的白衣天使,再来给我治眼睛。”回忆起这些场景,林珍眼中充满对战士们的敬佩和感动神情。日本投降后,这个大哥哥在深圳的一家疗养院休养。香港回归祖国后,在一次纪念烈士的活动中,林珍又见到了他。戴着墨镜的他告诉林珍,自己虽然眼睛失明了,但健康地活了下来。 庆祝日本投降“比过年还热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游击队。林珍和战友们欢呼雀跃,队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有扭秧歌的,有舞龙的,还有放烟花的。“那天部队里加了菜,大家吃了一顿好的,文工团也表演了唱歌跳舞等节目,比过年还热闹。”林珍回忆道。大家庆祝的时候,林珍还有一项任务——跟着另一位通信员,挨家挨户到伤员住过的老乡家“结算”:伤员住了多少天,借用了多少粮食,使用过老乡家的哪些物件或材料,都要一一记录归还。 日本投降后,林珍和她的母亲回到香港家中从事地下电台联络工作,直到部队决定撤掉通信点。彼时,10岁的林珍重新开始她的学业,生活回归正轨。林珍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尽管战争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她也从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经历,这些经历让她更加坚定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决心。她说:“尽管战争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历史,也会继续传承这种精神,让后人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勇敢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