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jxV4ao7g1 china.huanqiu.comarticle傻白甜之后,韩剧“恶女”当道/e3pmh1nnq/e3pn60p0i文|赵静 近几年,韩剧市场“恶女”当道,让人不禁感叹:“属于傻白甜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无论是《顶楼》里的千瑞珍和周锡京、还是正在热播的《夏娃》里的李莱尔、《安娜》里的李由美,这些大热韩剧的女性角色不再是楚楚可怜的傻白甜,而是在善恶边缘游走的“恶女”。说起“恶女”,很多人喜欢将其与“恶毒的女人”画上等号,但这种认知是单一、片面、守旧的。狭义上来说,“恶女”确实会被认为道德品行不端正的女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恶女”一词的认知也不断与时俱进。如今,“恶女”有着更为广义的表达,其一般指那些个性突出,行事果断狠辣,忠于自己的欲望并利用周遭一切达成目标的女性,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她们不免会做出一些伦理道德框架外的事情。 矛盾、自我驱动、反抗 “恶女”这一概念,在近些年的韩剧市场被发挥到了极致。 细数大热韩剧中的“恶女”们,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通点,这些共通点在造就了一个个立体人格的同时,也构筑了“恶女”形象的独特魅力。第一个共通点就是“矛盾”。《安娜》中的李由美,表面清纯无害,却盗用他人身份、撒谎成瘾,浮华之下,她也真心地爱着家人和朋友,整个角色虽然看似追求物质本身,但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 《夏娃》中的李莱尔,有着悲惨的过去,为了复仇化身蛇蝎美人。尽管她步步为营,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内核却是为父报仇、洗清冤屈的“正义”角色。 《顶楼》中的千瑞珍,为了得到爱情、控制自家财团、帮女儿洗脱罪名不择手段,甚至不惜陷害他人,但剧中这样的她也会因为女儿而露出内心柔软之处。 这些女性角色,其实不是纯粹的“炮灰”或“美人”,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在“恶女”的身上,善恶相互依存,这些“善”与“恶”的交替,构成了极具矛盾感的她们,所以我们对于“恶女”的认知,大多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人们对此说不清也道不明,但却会被这种致命的魅力所吸引。 第二个共通点是“自我驱动”。 正如《安娜》中的李由美为了使自己的谎言不被戳穿,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而随着谎言的不断升级,她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甚至帮助自己的学生考上了想去的大学,成为了一名广受好评的教授。 《夏娃》中的李莱尔为了复仇蛰伏多年,不仅保持着魔鬼身材,还练就了狠辣高明的手段,她甚至不惜自残以提醒自己铭记过去所遭受过的痛楚。 而《顶楼》中的千瑞珍凭借着实力和“什么都要得到手”的偏执欲望,长期享受着外界的聚光灯,占据着声乐第一的宝座。 “恶女”们往往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自我驱动力,她们目标明确,一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以严格甚至狠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说到底,她们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够拼够努力,为了匹配自己的欲望或野心,她们会放低身段、潜心蛰伏,也会硬杠对手、从不懦弱。 第三个共通点是“反抗”。 《安娜》中李由美先后经历了初恋欺骗陷害、父亲去世、雇主嘲笑歧视,前期她的每一步都像是被推着走,后来彻底爆发开始掌握人生的主动权,她的反抗来源于社会阶级的固化和不公。 《夏娃》中的李莱尔就更不用说了,她的反抗来源于真正恶人的压迫,为了向凶手总理一家复仇,她精心策划13年,不惜赌上了自己的一切。 而《顶楼》中的千瑞珍因为出身在青雅集团必须保持优秀,从小不许吃零食,必须拿第一,必须上最好的学校。在父亲面前,千瑞珍是家族的工具人,她卑躬屈膝,不敢违抗任何指令,最终养成了偏执极端的性格,做出了许多极端的事,千瑞珍的反抗来源于家人,或者说是财阀阶级的利用。这些“恶女”强大的外表下,有着让人难以生恨的悲剧性,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如何步步为营达成目的,也能看到走上这条路的她们本身也是受害者。在经历太多黑暗与苦痛后,她们选择穿着高跟鞋走钢丝,站在这些苦痛的对立面,其中不乏一些英勇无畏的气势。 为何偏爱“恶女”? 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剧作品所创造的审美价值的正负和美丑。近几年,以“恶女”为主角的韩剧不断涌现,让人们不禁开始思考——韩国为什么喜欢拍“恶女”? 首先,她们够“复杂”。 “恶女”是怎样的?她们头脑聪慧却行事狠辣,外表美艳却城府深沉。危险、自我、偏执、挣扎……她们身上有着人性的复杂,而一个人一旦有了复杂感,那么这个人就是立体的、富有色彩的,人物塑造就极易可能是成功的。基于“恶女”这一复杂感,网上不乏观众们的讨伐声和赞美声,这些声音反而能够构建一个互动的舆论场,从而达到助推剧集声量的效果。 其次,她们够“颠覆”。 过去的韩剧,钟情于傻白甜或者“半独立”的女性形象,而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女性形象建构的缺失和偏见,也无法满足当代人的价值观和审美。随着年轻人自主和女性意识的增强,“可以坏但不可以蠢”已经成为了观众衡量影视剧女性角色好坏的准则。 这些观众看腻了纯洁温良的小白花,会更偏向于乖张、狠戾、偏执的“恶女”,因为这些“恶女”并不是被动、被拯救的一方,而是能够独立思考、主动争取、不畏世俗的一方。所以,相比于无污点、藏匿于“好人”背景板里的女性的一生,释放出智慧和勇气的“恶女”的一生,这样的反套路更符合现代审美,也更吸引观众。 再者,她们够“飒”。 影视剧中“恶女”的标配,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美强惨”三要素——有着姣好容貌、头脑聪慧、被命运捉弄。她们靠着“蚍蜉撼大树”的魄力向上挣扎的同时,又能轻松捏造出一种“老娘不好惹”的氛围感。 网络上对于“恶女”的评价也大多是“带感”“真飒”“爽”等字眼,所以,韩剧之所以偏爱“恶女”,正在于其恰好能够击中不少人的“慕强”心理以及注意力,带来更多爽感。 最后,她们够“讽刺”。 这些剧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它们能够以灰色讽刺灰色。“阶级固化”“贫富差距”这些世界性的话题,在财阀影响力巨大的韩国尤为尖锐明显,而女性在这一社会框架内,成为了阶层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群体。我们反观《安娜》《夏娃》《顶楼》中的女主们,无不被性别和阶级的两层大锁套牢,她们的“恶”建立在黑暗现实里的困境之上,更像是一种以追求自由独立为目的,超越了伦理道德、逃脱了束缚的胜利。 因此,在“你敢写我就敢拍”的影视创作环境基础之上,韩剧对于“恶女”的刻画,是一种对于社会不公的宣泄,也是对于被压迫方的一种精神抚慰,这种设定容易引爆观众的痛点,从而触发他们的旺盛表达欲。 总的来说,韩剧中对于“恶女”的偏爱,有影视表达创新的需求,也有迎合新时代自由风气下民众心理变化的需求。市场需要“真善美”的表达,但适当来一点“灰色”,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你觉得呢? 1657261372532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崔舒飞环球时报165726137253211[]//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b2479d5e0d33bad7e4c2ef9ccf7a61b3u5.jpg{"email":"cuishufei@huanqiu.com","name":"崔舒飞"}
文|赵静 近几年,韩剧市场“恶女”当道,让人不禁感叹:“属于傻白甜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无论是《顶楼》里的千瑞珍和周锡京、还是正在热播的《夏娃》里的李莱尔、《安娜》里的李由美,这些大热韩剧的女性角色不再是楚楚可怜的傻白甜,而是在善恶边缘游走的“恶女”。说起“恶女”,很多人喜欢将其与“恶毒的女人”画上等号,但这种认知是单一、片面、守旧的。狭义上来说,“恶女”确实会被认为道德品行不端正的女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恶女”一词的认知也不断与时俱进。如今,“恶女”有着更为广义的表达,其一般指那些个性突出,行事果断狠辣,忠于自己的欲望并利用周遭一切达成目标的女性,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她们不免会做出一些伦理道德框架外的事情。 矛盾、自我驱动、反抗 “恶女”这一概念,在近些年的韩剧市场被发挥到了极致。 细数大热韩剧中的“恶女”们,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通点,这些共通点在造就了一个个立体人格的同时,也构筑了“恶女”形象的独特魅力。第一个共通点就是“矛盾”。《安娜》中的李由美,表面清纯无害,却盗用他人身份、撒谎成瘾,浮华之下,她也真心地爱着家人和朋友,整个角色虽然看似追求物质本身,但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 《夏娃》中的李莱尔,有着悲惨的过去,为了复仇化身蛇蝎美人。尽管她步步为营,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内核却是为父报仇、洗清冤屈的“正义”角色。 《顶楼》中的千瑞珍,为了得到爱情、控制自家财团、帮女儿洗脱罪名不择手段,甚至不惜陷害他人,但剧中这样的她也会因为女儿而露出内心柔软之处。 这些女性角色,其实不是纯粹的“炮灰”或“美人”,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在“恶女”的身上,善恶相互依存,这些“善”与“恶”的交替,构成了极具矛盾感的她们,所以我们对于“恶女”的认知,大多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人们对此说不清也道不明,但却会被这种致命的魅力所吸引。 第二个共通点是“自我驱动”。 正如《安娜》中的李由美为了使自己的谎言不被戳穿,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而随着谎言的不断升级,她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甚至帮助自己的学生考上了想去的大学,成为了一名广受好评的教授。 《夏娃》中的李莱尔为了复仇蛰伏多年,不仅保持着魔鬼身材,还练就了狠辣高明的手段,她甚至不惜自残以提醒自己铭记过去所遭受过的痛楚。 而《顶楼》中的千瑞珍凭借着实力和“什么都要得到手”的偏执欲望,长期享受着外界的聚光灯,占据着声乐第一的宝座。 “恶女”们往往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自我驱动力,她们目标明确,一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以严格甚至狠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说到底,她们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够拼够努力,为了匹配自己的欲望或野心,她们会放低身段、潜心蛰伏,也会硬杠对手、从不懦弱。 第三个共通点是“反抗”。 《安娜》中李由美先后经历了初恋欺骗陷害、父亲去世、雇主嘲笑歧视,前期她的每一步都像是被推着走,后来彻底爆发开始掌握人生的主动权,她的反抗来源于社会阶级的固化和不公。 《夏娃》中的李莱尔就更不用说了,她的反抗来源于真正恶人的压迫,为了向凶手总理一家复仇,她精心策划13年,不惜赌上了自己的一切。 而《顶楼》中的千瑞珍因为出身在青雅集团必须保持优秀,从小不许吃零食,必须拿第一,必须上最好的学校。在父亲面前,千瑞珍是家族的工具人,她卑躬屈膝,不敢违抗任何指令,最终养成了偏执极端的性格,做出了许多极端的事,千瑞珍的反抗来源于家人,或者说是财阀阶级的利用。这些“恶女”强大的外表下,有着让人难以生恨的悲剧性,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如何步步为营达成目的,也能看到走上这条路的她们本身也是受害者。在经历太多黑暗与苦痛后,她们选择穿着高跟鞋走钢丝,站在这些苦痛的对立面,其中不乏一些英勇无畏的气势。 为何偏爱“恶女”? 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剧作品所创造的审美价值的正负和美丑。近几年,以“恶女”为主角的韩剧不断涌现,让人们不禁开始思考——韩国为什么喜欢拍“恶女”? 首先,她们够“复杂”。 “恶女”是怎样的?她们头脑聪慧却行事狠辣,外表美艳却城府深沉。危险、自我、偏执、挣扎……她们身上有着人性的复杂,而一个人一旦有了复杂感,那么这个人就是立体的、富有色彩的,人物塑造就极易可能是成功的。基于“恶女”这一复杂感,网上不乏观众们的讨伐声和赞美声,这些声音反而能够构建一个互动的舆论场,从而达到助推剧集声量的效果。 其次,她们够“颠覆”。 过去的韩剧,钟情于傻白甜或者“半独立”的女性形象,而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女性形象建构的缺失和偏见,也无法满足当代人的价值观和审美。随着年轻人自主和女性意识的增强,“可以坏但不可以蠢”已经成为了观众衡量影视剧女性角色好坏的准则。 这些观众看腻了纯洁温良的小白花,会更偏向于乖张、狠戾、偏执的“恶女”,因为这些“恶女”并不是被动、被拯救的一方,而是能够独立思考、主动争取、不畏世俗的一方。所以,相比于无污点、藏匿于“好人”背景板里的女性的一生,释放出智慧和勇气的“恶女”的一生,这样的反套路更符合现代审美,也更吸引观众。 再者,她们够“飒”。 影视剧中“恶女”的标配,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美强惨”三要素——有着姣好容貌、头脑聪慧、被命运捉弄。她们靠着“蚍蜉撼大树”的魄力向上挣扎的同时,又能轻松捏造出一种“老娘不好惹”的氛围感。 网络上对于“恶女”的评价也大多是“带感”“真飒”“爽”等字眼,所以,韩剧之所以偏爱“恶女”,正在于其恰好能够击中不少人的“慕强”心理以及注意力,带来更多爽感。 最后,她们够“讽刺”。 这些剧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它们能够以灰色讽刺灰色。“阶级固化”“贫富差距”这些世界性的话题,在财阀影响力巨大的韩国尤为尖锐明显,而女性在这一社会框架内,成为了阶层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群体。我们反观《安娜》《夏娃》《顶楼》中的女主们,无不被性别和阶级的两层大锁套牢,她们的“恶”建立在黑暗现实里的困境之上,更像是一种以追求自由独立为目的,超越了伦理道德、逃脱了束缚的胜利。 因此,在“你敢写我就敢拍”的影视创作环境基础之上,韩剧对于“恶女”的刻画,是一种对于社会不公的宣泄,也是对于被压迫方的一种精神抚慰,这种设定容易引爆观众的痛点,从而触发他们的旺盛表达欲。 总的来说,韩剧中对于“恶女”的偏爱,有影视表达创新的需求,也有迎合新时代自由风气下民众心理变化的需求。市场需要“真善美”的表达,但适当来一点“灰色”,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