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议员洪雯:现在是解决香港土地问题最佳时机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范凌志】香港房屋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困扰这座城市多年的问题还有解决途径吗?这是每一次谈到香港社会问题时都绕不开的话题。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立法会议员洪雯博士就此话题接受《环球时报》采访,她认为,当下是解决房屋问题的最佳时机,过去几年的“完美风暴”后,香港必须要通过雷厉风行的手段“脱胎换骨”。

房屋问题是深层矛盾核心之一

环球时报:您认为,香港房屋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洪雯:香港房屋问题纯粹就是房子的问题吗?其实它反映了整个社会固化到一个阶段所面对的深层矛盾。我们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3年前的社会动荡是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其实它是盘根错节矛盾的总爆发,因为很多人在这里的生活没有获得感,甚至有一种“被剥夺感”,需要找各种渠道去发泄不满。

房屋问题算是香港各种深层矛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之所以不能说是全部,是因为今日的香港并非解决房屋问题就万事大吉了。香港的年轻人,除了给他们一套房子,他们也需要有“向上游”的机会,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等,但房屋是无论怎样都绕不开的话题。

环球时报:特首李家超曾表示,增加房屋是解决多项问题的钥匙。有一种观点认为,对香港来说填海造地是唯一增加土地的方法,是否真是这样?

洪雯:我认为填海造地不是唯一途径,甚至需不需要都值得探讨。如果我们真的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做好,很大程度就解决了香港的土地问题。北部都会区占地约300平方公里,约为香港总面积的1/3。

香港过去是一种非常集约型的发展,只开发了百分之二十几的土地,有超过70%的土地是没有开发的。当然这70%中有各种各样的用地,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开发。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去做,尤其居住用地只占了7%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量。香港是有地的,并不是只有靠填海才能解决问题。

需要改善土地政策

环球时报:有机构此前发表报告称,香港的几大发展商“坐拥逾亿方呎农地”,囤地多年,对此您怎么看?

洪雯:我完全理解大家有这种看法,但是很明显一些人不了解香港土地问题的真正根源。仅仅看数字是这样的,把几大发展商手里的农地加起来算一下能建多少住宅,很容易就能得出这个结论。但如果深入去看,就会发现一个新问题:如果手中的土地开发后,第二天起床就能卖价钱,干嘛还要“囤地”“晒太阳”?

第一,香港的土地要拿出来建房子,首先要把“生地”变成“熟地”,就是把一块土地变为可以用来建房子的地。这个过程很复杂,首先土地的业权要统一,比如手里有1000公顷的土地,但却是这边有100公顷,那边有100公顷……这些区块里有很多“洞”,有的是某人的丁屋,有的是某家的祖堂地,有的是工业用地。很多土地发展商手里的土地是“破碎”的,要统一业权非常难,就好像拼图一样。如新界有很多祖堂地,收购是非常复杂的,需要这个家族全部子孙同意才能卖。但有些后代早已联系不上,就成了死结。

第二,即使拿到土地业权把“拼图”拼好,还得改规划。比如政府的规划里,绿地、农地都不能拿来建设。改规划的过程少则七八年,动辄10年。

香港经历过这么多年,条例法规越来越臃肿。如《城市规划条例》,每个阶段都要公众咨询,当公众提出疑问或反对意见时,就要处理完才能往下一步走。我们当初觉得这非常民主,可是当这种参与发展到一个时期,面临社会撕裂或者有人什么都要投反对票的时候,是没法往下走的。更何况,香港的各种条例归不同的政府部门管,如规划署、路政署、渠务署、环保署等,要推进一件土地供应,需要这么多部门协调。

环球时报:那么,快速推进土地供应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洪雯:有办法。前两天我刚刚参观了一个过渡性房屋住宅项目,因为现在公屋轮候要很多年,那个项目就把一些政府或私人发展商暂时没有改化成功的闲置土地,用快速方法建立一些供底层人士暂时改善的住房。租金价格比套房至少便宜一半,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另一个例子是深港边界的河套地区,那块地从回归后就一直发展不起来,但疫情下要建一个方舱医院,不到两个月就建起来了。因为特区政府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为中央支援提供法律基础。

可以看出,香港大幅度提升行政效率是有可能的。比如《收回土地条例》是否能改成80%的后代同意就能收购呢?这不是剥夺公众权利,而是简化,让公众的权利得到保障的同时兼顾效率。

给予非精英阶层“向上游”的机会

环球时报:作为一名立法会议员,您对特区政府有哪些期望?

洪雯:我认为,未来的特区政府要“适度有为”,不能再用过往“小政府”的思维看今日全球的竞争格局。这不是企业在市场上去摸索就能够应对的,不然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劏房出现?

另外,香港还有较少被关注的一批人,就是“夹心阶层”。这些人往往很年轻,收入超出了轮候公屋的最低线,同时又买不起私楼。对他们来说,什么政策红利都得不到,所以才会“什么都反对”。2019年走上街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夹心阶层”。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除了房屋问题,香港还有哪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洪雯:我在立法会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推进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二是推动香港经济结构多元化,让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

我越来越觉得今天香港在经济上已经裂变成“两个香港”,一个我称之为“精英香港”,一个是剩下人的“基层香港”。我们以前总是说,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香港的所长就是高端服务业和国际金融。但如果我们只发挥所长,就会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金融业雇用的人口是香港劳动人口的6.8%,整体人口的3.5%,加上高端服务业,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受益。香港的制造业现在严重“空心化”,只占经济总量的1%。而新加坡超过20%,深圳超过30%。香港的产业单一化就带来就业的两极化,在高端服务业和金融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些消费性服务业。事实上,香港更需要弥补自己所短,让非精英阶层能够“向上游”,能得到发展机遇。

环球时报:您觉得现在是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时机?

洪雯:是。我觉得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过去几年,香港经历了中美贸易争端、社会动荡,加上疫情,形成了一个“完美风暴”,把香港推到必须“脱胎换骨”的阶段,香港必须赶紧调整大思路去做大的改革。另外,香港需要武侠小说里那种大侠人物,就好像《天龙八部》里的萧峰一样,具有开拓性、带着一股侠气,唯一的目标就是“我要办成这件事”,不在意外界的说法。有了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拿出香港最需要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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