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一些政客不要把自己当成冬奥会主角!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 陈青青】“以后香港朋友如果想去滑雪,就不用只去日韩、欧洲了,因为那些地方成本确实很高,在我们国家也可以体验高质量的冰雪运动。”标志性的黑框圆眼镜,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在镜头前非常健谈,尽管因为疫情等原因无法到场出席冬奥,但他2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自己和太太郭晶晶会守在电视机前为运动员加油。在谈到美方此前鼓动“不派官方代表出席冬奥”时,霍启刚直言:“一些政客不要把自己当成冬奥会的主角,运动员和志愿者才是。”作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表示,在国安法生效和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大环境稳下来,很多有心为香港贡献力量的人更有信心多走一步。

环球时报:您最喜欢哪一项冰雪运动?北京冬奥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

霍启刚:我很喜欢冰雪运动,自己也滑雪很多年了。作为观众,我喜欢花样滑冰,花样滑冰的音乐节奏、美感非常吸引人,我女儿现在也开始学滑冰了。

北京举办冬奥会意义非常重大,2015年申办冬奥投票的时候我也在吉隆坡,奥委会委员之所以将票投给北京,除了北京的实力以外,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是考虑了举办冬奥对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影响,这个是所有奥运会申办很重视的一点。

首先,承办冬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区域性的基础设施水平会大大提高。我们看到崇礼的变化,也能看到从北京到河北张家口的高铁、高速公路建设等等,从硬件角度来讲,这是开拓了冰雪运动的市场。

第二,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居民参与过冰雪运动的总人数达到3.46亿人。所以,通过这一次的冬奥筹备和举办,其实是留下来一个庞大的产业,这也符合未来中国体育产业化的进程。以前,可能我们比较关注金牌,但现在我们讲的是全民健身,我觉得这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变化,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因为冬奥开始找教练学滑冰滑雪。

大概三年前,我去美国滑雪,当时请了一个当地教练,这个美国教练就问我:“霍先生,你们是不是会举办冬季奥运会?”我说是啊,他立刻打听:“听说你们北京因为有了很多新的滑雪设施,以后要请5万个教练,是不是有这回事儿?”所以中国举办冬奥会,其实也会影响全球的产业,因为我们的人口多,体量大,外国冰雪运动员、教练也会关注到我们中国的发展,关注是否未来也可能在中国教滑雪。

冬季奥运跟夏季奥运有点不一样,其实冬季运动那些国际组织一直面临受众瓶颈的问题,关注冬季运动的往往都是一些欧美国家等天气寒冷的地方。我相信北京冬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滑雪、滑冰的世界锦标赛、杯赛在中国举行,这是双赢的局面。

香港是个很热的城市,但是我最近发现身边很多香港朋友开始去了解冰雪运动,比如冰壶,市区的一些活动中心虽然没有冰雪,但是他们会玩一种下边带轮子的“冰壶”。

据我了解,因为冬奥,我们国家新增了好几百个滑雪设施,所以香港朋友如果想去滑雪,就不用只去日韩、欧洲了,因为那些地方成本确实很高,在我们国家也可以体验高质量的冰雪运动。

环球时报:这一次中国香港代表队派了三名选手来参赛,这应该也是历史上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您对中国香港运动员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霍启刚:我很开心。香港这样炎热的城市能培训出达到奥运水平的运动员真的不容易,尤其是高山滑雪这样的项目,香港没有雪山,所以金和晓、翁厚全两位运动员其实长期都在外国训练,为了参赛他们也放弃了不少。希望这次大家都能观看他们的比赛,希望他们能打动香港年轻人,多关注奥运冬季项目的发展,也希望能启发更多朋友去尝试冰雪运动。

环球时报:现在国际舆论场出现了一些杂音,比如美国曾鼓动“不派官方代表参加北京冬奥会”,对此您怎么看?

霍启刚:首先我心里很不开心,也对此表示遗憾。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一直呼吁体育跟政治分开,但现在中美关系处在紧张状态,一些美国政客出于一些政治目的,就用体育运动,用奥林匹克这个品牌来炒作一些议题,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体育赛事讲的是什么?是相互尊重、互相理解,在竞技里找到友谊,对吧?我觉得不同国家、不同人都应该从体育精神中学到很多东西。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留意,每一届奥运会闭幕的时候,奥委会主席感谢的是谁?除了感谢主办城市外,他最感谢的是运动员、志愿者。大家不要忘记奥运会的主角是谁,主角是运动员、志愿者们,没有运动员、没有志愿者,比赛是办不成的。所以我希望一些政客不要把自己当成冬奥会的主角,好像没他们就举办不了,很抱歉,没有运动员,奥运会才举办不了。我希望大众和媒体,把自己的关注焦点回归到运动员,这才是对运动员的尊重。

环球时报:您认为体育文化交流在提升香港年轻人对内地的认知方面,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霍启刚:这个话题我感触很深,最近我走进很多校园作分享,谈我们国家的发展与体育政策的方向。一些香港年轻人暂时可能还不太了解内地,但我们回想1970年代,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民也不了解中国,我们中国也可能不太了解世界,后来体育对我们国家来讲,其实是起到“非官方外交”的作用。体育是一个桥梁,我们举办2008年奥运会也是这样,当时闭幕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了世界。”

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会利用体育这个主题,多举办一些交流项目,让香港年轻人可以通过体育去了解内地不同地方的年轻人。2025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将携手举办全运会,这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环球时报:过去两年香港经历了国安法生效和选举制度改革,对比过去几年的社会动乱,您能感受到香港社会发生哪些根本性的转变?

霍启刚:这两年香港的变化非常大,我很多朋友形容这是“二次回归”。说实话,在“黑暴”发生之前,我在香港那么多年从来没觉得这个城市是不安全的。但2019年,我们确实感觉到安全出现了威胁,那时候有一些人无理针对讲普通话的朋友,我熟悉的香港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尤其像我们这样子,我是香港人,我太太是内地人。所以国安法实施以后,又完善了选举制度,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回归安全的生活。

其实2019年的时候,我就做了参加立法会选举的决定,希望用我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社会。当时社会还是比较动荡,所以我一方面是希望贡献力量,但也担心这会不会给家人带来安全问题。

不光是我,当时想要参选的朋友,都是很紧张的状态,先不说能不能参与文化体育这个板块,可能那个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能不能守得住香港的价值观,能不能守住立法会的运作,能不能守住香港特区政府正常的运作,这一切都处在威胁中。

两年后,我有幸得到选民的支持进入立法会。我们看到完善选举制度的结果是什么?是现在我们的选举中也有对手,但我们谈论的都是有关香港未来发展的话题,可能观点不一样,但不再是政治观点的争斗。现在立法会90位新议员,大家有不同专长和背景,也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大家都可以坐在一起协商、合作,不管你是哪个党派的,都可以有亲切的合作机制,我觉得这既适合香港也适合我们国家。

在以前那种状态中,很多朋友不愿意走出来参政议政,可能很多人觉得做好自己的生意就够了,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出来。但现在国家出手了,大环境安稳下来,很多有心人就更有信心多走一步,为香港建设而贡献力量。我觉得未来20年绝对是香港非常光明的时代。

环球时报:您觉得本届立法会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霍启刚:肯定是老百姓面临的问题,那些累积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肯定是住房的问题,这是困扰香港很多年的一个议题,我在这里不展开,但是我们知道中央非常关心。一些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房屋、交通问题,真的要多去聆听基层不同的声音,这是未来我们需要去做的。

第二,从我自己所在的功能组别出发,香港的政策必须参照中央的大政方针一起考虑,而不能只看香港这座700万人的城市。比如体育文化,我们要看一下体育文化领域,在国家大政策里怎么走,香港怎么发挥所长。从我的角度来讲,应该慢慢扭转我们以往对文体政策的态度,以往特区政府每年花多少钱就搞多少个活动,但是未来我们国家的大政策都是要发展文化体育产业,而不光是搞多少活动的问题。

国家走得很快,在5年后我们中国的文化产业可能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国家的大政策希望香港可以发挥国际桥梁的角色,怎么让中国优良传统的软实力走出去,并船出海?我们怎么可以胜任这个角色呢?不能光靠搞多少活动,而是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怎样去通过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意一起去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一个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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