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三集《惩前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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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video controls src="http://v3.huanqiucdn.cn/d1db0086vodtranscq1400174353/5427da76387702294747111648/v.f30.mp4" data-alt="" poster="https://v3.huanqiucdn.cn/d1db0086vodtranscq1400174353/5427da76387702294747111648/sampleSnapshot_10_1.jpg?imageView2/2/w/1260"></video>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党的十九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发扬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实践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始终保持“惩”的力度，积极探索“治”的途径，充分发挥“救”的效能，不断深化拓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容内涵和方式方法，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要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用好“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综合发挥惩治震慑、惩戒挽救、教育警醒的功效。 纪检监察机关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贯彻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正风肃纪反腐既是严肃的监督执纪执法工作，也是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查清问题、严肃惩处不是唯一目的，还要让犯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真正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使其相信组织、真心悔过，从而达到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目的，实现查办案件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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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刚（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 ：我感恩党的审查和法律的制裁，这些都对你是一种救赎，是一种拯救。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去掉了这些污泥浊水之后，才可能有一个干净的灵魂，过一种新的生活。把过去那些彷徨、惶惶不可终日，那种纠结的人生状态扔掉了，我现在的精神状态跟过去相比，我认为要健康得多。 陈刚，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曾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他的突出问题是，利用规划审批这一重要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陆续收到一些关于陈刚和老板交往密切、作风奢靡方面的问题反映，对陈刚进行了函询，陈刚全部予以否认。2017年2月，陈刚被调到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2018年又调整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陈刚意识到，组织可能进一步对他进行调查处理。 陈刚： 有恶梦，也会有纠结，过往这么多事情怎么办、怎么清理，自己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2018年整整一年，陈刚抱着自暴自弃的心态，过着自我毁灭式的生活。他不但不收敛不收手，反而变本加厉，疯狂收受近7000万元巨额贿赂，占他的总受贿额一半以上。同时，他内心又极度惶恐空虚，每天靠纵情声色享乐麻醉自己，多次想到主动投案。2019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因另一起案件，找陈刚核实情况时，他的一些异常言谈引起了专案组注意。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谈话的时候，陈刚就主动跟组织上聊起过，问之前那些投案自首的中管干部，组织上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对于能够主动讲清问题、主动向组织上坦白交代的，组织上将来给予什么样的政策，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我们察觉到陈刚有交代自己问题的一些想法。 陈刚当时正处于矛盾纠结之中，既有交代的冲动，又举棋不定。专案组捕捉到了他的心态，立即对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场取证谈话，变成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攻坚战。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我们给他把组织上的政策进一步讲清楚，也鼓励他像之前能够投案自首的艾文礼一样。在跟他讲这些案例的过程中，陈刚的态度逐步地动摇了，表示自己愿意考虑。我们抓住这种苗头，继续深入地给他做工作，让他能够认识到抓住机会，早日向组织上讲清自己的问题是唯一出路。 陈刚： 人是会犹豫的。但是最终我想通的就是这件事情，不能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你就得全面地、彻底地、干净地交代问题，越快越好。 长达几个小时的深入谈话，促使陈刚当场下了主动投案的决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后正式对陈刚立案审查调查。陈刚很快交代了自己所有违纪违法事实，涉及受贿金额达1.2亿元之多。但专案组察觉到，他当时的心态更多是希望通过主动交代争取从轻处理，对自身错误的反思却不够深入。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教育和挽救，才是我们审查调查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要让他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做错，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错误的方向，鼓励他能够反省自身的人生经历。 专案组和陈刚一起，对他过往的人生展开系统的梳理反思。陈刚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正赶上极佳的历史机遇。那时候，北京还只有三环路，地铁只有一、二号线，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急需高学历专业人才。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陈刚参加工作仅仅八年，就走到了北京市规划建设领域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他当时也曾满怀激情，为能参与北京的建设心潮澎湃。 陈刚： 国家的大潮需要知识分子赶紧顶上来，真有热血沸腾的感觉，投入这种改革开放建设的大潮。 陈刚31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36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主任，40岁成为北京市副市长，人生前半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回头看去，他才意识到自满懈怠也由此生长。 陈刚： 到哪里人家都说你是年轻有为的专业干部，有飘飘然的思想。但是实际上越到后来，随着你权力的增加，你面临的风险、考验、挑战、各种诱惑，实际上这些考校你的不是你的专业知识，而是你的理想信念、你的价值观，但是恰恰你放松了，你不认为那些东西重要。 忽视了理想信念的锤炼，自然很难建立起拒腐防变的坚实防线。而陈刚手握规划审批权，又正值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时期，在房地产商重点“围猎”下，陈刚逐渐失去了定力。老板从安排他吃请娱乐，发展到提供车辆、信用卡，再到直接送上房产、巨款；陈刚则利用职务便利，为老板在项目用地性质变更、规划设计方案审批、规划调整、项目审批验收等方面提供帮助。 陈刚： 规划上有自由裁量权，留下的权力缝隙太大。这个地给了你，盖成什么样、盖多少，关系他的利润、他的回报。 陈刚从事和分管北京规划和城建工作达17年之久，他的问题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存在的乱象和弊病，值得深入总结、以案促改，通过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来避免后来者重蹈覆辙。专案组在和陈刚谈话中，和他深度探讨规划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以此推动他更深入地反思自身错误。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希望能够发现北京规划和建设领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通过查办案件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解决问题，是我们审查调查的目的。 专案组安排陈刚重新学习党中央关于首都规划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鼓励他放下个人得失，回到初心和公心，结合自身经历认真思考，提出有价值的反思和建议。这一安排让陈刚深受触动。 陈刚： 个人的得失实际上不重要。你得失更多（应该）是考虑那些事情，就是你的工作，你给这个城市、你给更大的人群带来了什么，它的得失在那里。回头想一想，这些东西对你是一种救赎，是一种拯救。 思考规划建设的大问题，反过来也促进着陈刚对“自我”的反思。他主动和专案组进一步深谈自己做过的几桩荒唐事，发自内心作出了深刻忏悔。其中之一是关于建私家园林的问题。2002年到2014年期间，陈刚为了满足自己的“设计梦”，让老板出资数千万元，分两期在北京怀柔为他建造了一座私家园林。由于这处园林违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陈刚被查处后已经被拆除。 该园林总占地面积109亩，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装饰奢华，内有中式四合院、西式临水全玻璃别墅、日式庭院等，建有半悬空的游泳池、人造白沙滩、影音室、按摩房等场所。建成之后，陈刚经常带家人亲友和商人老板来这里休闲娱乐，沉醉于自己打造的“品质生活”空间。现在回头，他才感到私欲的狭隘。 陈刚： 很愚蠢的、很愚昧的做法，根子是小我。你在整个北京的规划中，你不是获得了这种回报和价值认同吗？这种喜悦不是更大的喜悦吗？个人做那么一个小园林有什么意思呢？那么大代价，获得了那些个人的、物质的东西，它值得吗？现在说句心里话，相对我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言、我的生命价值而言、我的事业价值而言，我真觉得它不值。 还有一件事陈刚也尤其悔恨，那是在2008年，和他关系密切的一名房地产老板，在北京黄金地段开发一处房产，陈刚看中了小区的环境位置，就要求老板为他盖了一座量身定制的别墅。他亲自修改图纸，将地上面积改为200多平米，以符合政策标准。实际上，他让老板建了两层地下室，地上地下总面积达800多平米。北京市有关部门来实地检查住房面积时，他安排老板精心遮挡通往地下室的楼梯电梯，伪装住房只有地上一层。如今，反思自己身为一名高级干部，为了贪欲如此费尽心机，陈刚由衷地感到羞耻。 陈刚： 想尽各种办法伪装，我被自己的这种私欲困在这个囚笼里面。我现在虽然到了这儿接受审查，失去了自由，但我是解放了，我睡得下了，吃得下了。当然我现在很痛悔，一个痛悔对不起党和人民，有负于此；第二个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浪费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可幸的是，我最后醒悟得晚了，但毕竟醒了。 触及灵魂的自我反思总是痛苦的，但陈刚终于迈出了这一步，直面了自己最不堪的一面。不论是从个体错误的反思上，还是对北京规划建设领域问题的分析，这次审查调查都取得了由“惩”到“治”的效果。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他认真梳理回顾了自己分管北京规划和城建工作的得失，主动写了自己对北京规划和建设领域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通过以案促改，使陈刚这个案件最后达到了很好的政治、法纪和社会效果。 2021年2月，法院公开审理陈刚一案。法院认为，陈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亿余元，构成受贿罪。鉴于他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最终判决陈刚有期徒刑十五年。 陈刚： 我特别想讲这一点，有了问题，真正地给党组织敞开来讲清楚，越早治越好。我如果早治疗，在我第一个扣子没有扣住的时候，或者第二个扣子、第三个扣子没有扣住的时候就治疗，也不至于到现在。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教训。到今天这一步了，我仍然认为还为时不晚，还是救过来了。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许多持久管用的方针政策都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1942年2月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方针。70多年来，这一方针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成为我们党通过解决自身问题达到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韩晋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 我们“惩前”是为了“毖后”，“治病”就是为了“救人”。十八大之后，在我们党不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历史进程中，对于“惩前毖后”的认识和实践是不断深入的，也真正实现了治病救人这样一个政治效果。 2016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党内监督工作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的五大原则之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同时，增加了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等规定，成为监督执纪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在实践工作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帮助许多违纪违法党员干部找回初心，认错悔错，最终实现自我改造。 刘国强（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 我由一开始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足，到逐步认识、深化认识，我确实感到自己错了。 刘国强，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曾任本溪钢铁集团总经理、本溪市政府市长、辽宁省政府副省长，2017年1月退休，2020年7月被审查调查。当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办理另一个案件过程中发现刘国强受贿线索，经初核后对刘国强采取留置措施。当时刘国强表态会向组织坦白全部问题，但实际上是避重就轻。 赵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陆陆续续交代了一部分涉嫌受贿的问题，数额比较大，数千万。达到数千万以后，我们发现他就有种试图蒙混过关的心理，他就不再交代新的问题了，而是要与我们办案人员周旋。 刘国强： 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负罪感，当时怎么说呢，从心理上不是很接受。 刘国强的问题其实相当严重，从2006年至2020年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达3.5亿多元，受贿金额如此巨大，刘国强却在思想上掩耳盗铃，找借口自我麻痹。 刘国强： 他们给我的钱，心里始终老觉得有点儿应该似的，都是我帮助他们由小到大发展起来了，他们发自内心感激我，给我钱，所以当时是这么一种心态，始终没有认识到我自己这点本事、这点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这是核心问题。 刘国强一方面思想上回避、粉饰自身问题，一方面又有很强的侥幸心理。他之前做了不少对抗组织调查的准备，认为或许能够不被发现。 赵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他就把他收受的一些钱款，转移到他自认为与他交好的老板处。刘国强跟他讲，如果组织调查你，你什么都不要说，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审查调查过程中，实际上这些涉案老板，很快交代了与刘国强之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 专案组加大外围调查力度，掌握了大量新的线索和证据，在一些老板处起获了刘国强藏匿的大量财物，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被留置的党员干部在没有被开除党籍之前，还是党内同志，专案组对他们也以“同志”相称，与他们进行“同志式”的谈话，推动他们直面自身错误，自己说清问题。 赵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采取了很多方式，在初期我们把他的入党申请书、党章都拿给他，要读要看，要重新唤起他的党性意识。 40多年前，刘国强是在大学期间写下的这份入党申请书。字里行间，是对党组织的向往和憧憬，是为祖国人民作贡献的朴素热情。重温20多岁的自己亲手写下的字句，对照后来几十年走过的路，刘国强扪心自问，的确是和初心渐行渐远。 刘国强 ：入党申请书给我看了，我自己也掉眼泪了，回想回想走的这条路，非常后悔，也很愧疚。 赵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当他自己看完入党申请书以后，跟专案组的同志也讲到他当初入党的初心，也就是说他已经背弃了初心。 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思想的转变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反反复复、曲折前进的。在每一个案件中，都需要针对留置对象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开展耐心细致的工作。专案组分析了刘国强的实际情况，注重家人对他的亲情感召，让刘国强深受触动。 赵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叫他儿子与父亲隔空对话，问他爸爸说，收了这么多钱，你是享受了还是能带走，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对他触动很大。 刘国强： 掉眼泪了，心里一想，他母亲也不在了，结果我这种对他所谓的“关心”，最后把他害了。 专案组坚持纪法情理贯通融合，把执纪执法、政策策略与思想引导、心理疏导、组织关怀统一起来，教育人、感召人。 刘国强： 中秋节专案组专门给我送月饼。我12月17号过生日，专门给我买生日蛋糕，专案组的几个小伙子跟我一起吃的蛋糕。我想女儿了，就给我（看）传来的视频。我身体不舒服了，都很照顾我。 在审查调查中，刘国强时常以自己是专业干部、不知纪不懂法作为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为此，专案组专门安排他学习党规党纪，观看警示教育片，进行纪法教育，促使他查找自己违纪违法的深层次原因。 赵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在看完警示教育片以后，他讲以前接受警示教育，没有真正往心里去，但是在这里观看警示教育片，这个作用不一样，觉得警示教育片中的人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真正摆进去的时候，这种教育的作用才会真正达到。 初心回望、纪法震慑、亲情感召等一系列综合举措，对刘国强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专案组的同志和他一起回忆和梳理成长经历，让刘国强感慨良多。他渐渐不再自我逃避，开始诚恳反思自己的人生。 刘国强： 自己回想回想，我是带着工资上的大学，国家供的我，当时确实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一定要干好。随着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完全改变了自己入党以前那种学习、生活、工作环境，天上一个地下一个。随着这种变化，没有把握住自己。 许多走上错误道路的党员领导干部，并非全无初心，只是随着权力增长逐渐迷失。刘国强早年长期在本溪钢铁集团工作，也曾有过为国家钢铁事业奋斗的激情和自豪感，作出过贡献。后来的蜕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经过专案组和他的一次次深入谈话，刘国强感受到了党组织看待犯错误的干部实事求是的态度，终于开始正视自己思想逐步变质的过程。 刘国强： 党把我从一个纯粹的技术干部，培养到一个高级干部，但是这种根源没有解决，你到的位置越高，这个破坏力也更大。 经过深刻反思，刘国强终于认识到自己发生蜕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放弃了初心使命，放弃了理想信念。思想的转变，自然会反映在行动上。刘国强从最初抱有对抗情绪，到有所保留地一点点交代问题，到最终坦白了所有问题，并真诚地写出了对党和人民的忏悔书。 赵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他又陆陆续续把其他一些与他有不正当经济往来的涉案老板之间的问题，向组织进行了交代。 到审查调查结束时，刘国强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21年8月，法院进行一审，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刘国强收受非法财物3.5亿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将择期宣判。刘国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服从任何判决。 刘国强： 非常后悔，也很愧疚。法律给我什么惩罚，我认为都不过，都是应该的，我不上诉，完全服从法庭判决。 赵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实际上我们查处一个人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查处一个人，教育一批人，警示一批人，最终实现政治生态的净化。 每一起腐败案件的发生，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党组织，付出的代价都是沉痛的。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铭记。违纪违法党员领导干部在被审查调查期间，对照自己理想信念动摇和违纪违法事实，写出了深刻的忏悔录，不少人还流下了眼泪，表明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触及灵魂的挽救作用。真诚的忏悔，也是对人性和灵魂的救赎，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工作成效的体现。 李贻煌（江西省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省长）： 你说没有触动，没有改变，怎么会认罪悔罪呢，怎么会写忏悔书呢？我想所有人都有这个转变过程，所有人都是这样。 廖少华（贵州省委原常委 遵义市委原书记）： 写忏悔录，我从好几个方面去查找自己，世界观、学习、党纪政纪的警醒，包括交友、权力欲的问题等等这些，进行反思。 武长顺（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 市公安局原局长）： 很后悔，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对不起组织，所以一份一份写了很多忏悔书。 党中央高度重视运用违纪违法领导干部忏悔录，深化警示教育，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汇编并印发忏悔录，编写并传达警示通报材料，在党校开设警示教育课程，选取典型案例通过媒体公开，让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在强化不敢、不能、不想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的十九大以来，主动投案人数大幅增长。统计显示，党的十九大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2019年10357人主动投案；2020年共有1.6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6.6万人主动交代问题。这是在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下，发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效应，全面提高治理腐败效能的具体体现。 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 为什么要主动投案，我觉得实质上我心里一直压了一块石头，只有早投案、早交代，才能早一点把心里的石头放下。 刘川生，2005年到2016年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2018年9月退休。2021年7月5日，她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动投案，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首名被留置的中管高校“一把手”。 李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刘川生主动投案，向组织主动交代了她任职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为其儿子在合作办学方面谋取私利的事情。 2011年，刘川生的儿子留学归来，想在学前教育领域创业，但是既没有资金、场地，也没有经验、基础。刘川生就利用职权，违规让儿子在外使用北师大招牌开拓业务。当时，和北师大合作办学需经专门的合作办公室办理，有规定的程序，也需要向北师大缴纳一定费用。但刘川生却绕过了程序，安排下属违规帮儿子开办了第一所幼儿园。 李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刘川生）通过下属联系到了北京市的一个区，约定开办一个公办性质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分园，把这个幼儿园私下交给了她的儿子去运营管理，其实和北师大实验幼儿园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员是自己聘用的，财务也是独立的。 刘川生： 是北师大我的下属去签的协议，但实质上就是我孩子经营的。 到2015年，刘川生感到快退休了，决定趁着还有权力，为儿子彻底铺好路。 李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刘川生也是要求下属，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这么一个品牌，相当于一次性授权给她儿子的公司使用。 刘川生： 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战略协议，他可以去挂牌，可以挂北师大幼儿园的牌，他就变成了代理商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个所谓的“战略协议”，完全是违规私下签订的，并未经北师大认可。随后，刘川生儿子在全国多个地方开办了“北师大附属幼儿园”。 李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挂上北师大的牌子，就意味着这个幼儿园不论是从招生上、从后期发展上，都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保障。 “一把手”的孩子滥用北师大品牌，教职工自然十分反感。2017年，中央巡视组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进行巡视时，就收到了相关反映，巡视组明确指出合作办学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要求立即整改。刘川生让儿子的机构摘掉了北师大品牌，认为就算“过关”了。2021年，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再次巡视北师大，也再次指出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刘川生看到消息后，思来想去，终于决定主动投案。 刘川生： 第一次巡视的时候，实际上指出了这个问题，我实际上是很害怕的，因为这件事就是违纪违法的。2021年再次巡视的时候，又有这个反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很大了，我觉得不能有侥幸了。 刘川生的决定是明智的。当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收到了中央巡视组移交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的有关刘川生纵容儿子违规合作办学的问题线索，并开展初步核实。刘川生主动投案交代了这一问题，但她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对自身错误又如何认识，都是专案组需要深入审查调查的内容。 李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考虑到以后这种处理，她不一定把其他的问题讲清楚了。我们也是经过了非常严肃的、认真的、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其主动交代问题，深刻忏悔反思。 专案组制订针对性方案，和刘川生系统性地展开谈话。刘川生感到，这和她想象中的审查调查完全不一样。 刘川生： 我以为就是问问题，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帮你提高思想认识。我是从不敢面对到敢于正视，从心里特别恐惧害怕，然后到能够积极地、全面地去交代。 刘川生很快又交代了自己长期违规占用北师大专家楼一间近80平米的套间、违规以低价购买北师大开发的京师园小区住房、违规办理和干预人事录用等问题。她初期对错误的反思，停留在过不了物质关、亲情关层面上，专案组安排她对照中央两次巡视发现的问题，反思自身错误行为对学校的深层次影响。例如两次巡视都严厉批评的合作办学乱象，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成了北师大的一种创收手段。刘川生作为“一把手”，自己帮儿子从中分一杯羹，自然也致使这一乱象愈演愈烈。 李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刘川生对于北师大合作办学的乱象放任不管，甚至还浑水摸鱼。既然是这种情况，她怎么还好意思去要求别人加强管理呢？所以对这种乱象，也就只好是听之任之了。 北京师范大学是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传统名校，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校训。在新时代，它作为专门培养师范人才的高等院校，更是肩负着重大使命责任。2014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到北师大看望教师学生并座谈，提出了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的重要指示。刘川生作为学校党委书记，更应该率先为人师表，引领良好校风学风，让这座百年老校健康发展。当专案组深入到这些层面和刘川生谈话时，她感到了由衷的愧疚。 刘川生： 我辜负了党组织的希望和重托，特别特别后悔、悔恨。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要真正地、真诚地知错、认错、悔错、改错，不管组织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 刘川生投案后，她儿子对其所属的教育机构严格整改，主动上缴违纪违法所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违纪违法情节、危害程度、认错态度等，经报请党中央批准，2021年12月给予刘川生开除党籍处分，按六级职员调整其退休待遇。 李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刘川生）严重违纪构成职务违法，综合考虑刘川生违纪违法的事实、金额，她主动投案以及投案之后配合的态度，给予刘川生断崖式处理，也就是第三种形态处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组织一直要求、鼓励存在问题的干部主动找组织坦白自身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严把程序关、事实关、风险关、政策关，对主动投案者的动机、时机、觉悟态度、如实供述、现实表现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准确定性量纪执法，做到精准规范稳妥处置，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刘川生： 从严治党抓得越来越紧，对反腐的决心也越来越大，这是大形势，一定要认清这个形势，早投案、早交代，真的要相信组织。到这以后，你才能感受到组织是真心救你的。 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党中央要求盯住“关键少数”、管住绝大多数，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147.4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105.3万人次，占总人数的71.5%；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32.2万人次，占21.9%；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4.6万人次，占3.1%；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5.2万人次，占3.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红红脸、出出汗”已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韩晋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具体体现。坚持严的主基调，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在前面，对于违纪违规行为要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避免把一些小的问题拖成大毛病，这样就促使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 纪检监察机关深化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正确把握党员干部工作中出现失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给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处理，对受诬告陷害的干部予以澄清正名，也是纪检监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对于调动和保护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积极性十分重要。2021年1月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正式将澄清正名工作要求上升为制度。 个旧市位于云南省红河州，是闻名中外的“锡都”。世界锡业中排名第一的云南锡业集团就坐落在这座城市。2019年12月12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在云锡集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大会，为受到失实检举控告的时任云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涛澄清正名。 张涛（云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时任云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在那个会上，一条条举报的问题是什么内容，最后核实了解的结果是什么的，如实地作出说明。我确实很感动的，也很激动的。 2017年到2019年，云南省纪委监委频繁收到对张涛的举报，具体涉及12项问题，包括干预某项目规划、在某小区低价购房、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工作等，也都进行了详细核查，却发现都不属实。举报信几乎全是匿名，只有一封是实名，是一名私营企业主举报张涛违规干预招投标，省纪委监委于是找到他了解情况。 罗孝礼（云南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我把这个举报人请到纪委来，我说这个事究竟是不是你亲自看到？他说我是听说的，最后他还说能不能把这个举报信撤掉。 云南省纪委监委感到，这样频繁的不实举报极不正常，决定到云锡集团开展“蹲点式调研”，深入了解背后的原因。工作组进驻云锡集团，和干部职工广泛谈话，实地调研走访，逐渐有了判断。 李江波（云南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主任） ：张涛在任职期间，大胆履职，特别是加强了对云锡集团政治生态的整治、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动了一些人既得利益，导致这些人采取不实举报这种方式来打击和报复。 在张涛之前，云锡集团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企业政治生态受到严重破坏。2013年6月，张涛担任云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之后，对企业的积弊认真研究，实施了多项改革举措深入治理。针对历史形成的裙带关系严重的现象，张涛调整了一批干部，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针对当时集团纪委多年不办案的情况，要求集团纪委加强监督，办理了一批案件，查处了一些以权谋私的干部，这些做法显然得罪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对矿山承包乱象的整治，更是触碰到了一些人的实质利益。 吴建勋（云南锡业集团副总经理）： 原来我们很多的矿山劳务承包，按我们话说水是很深的。张书记来了以后大力整顿，他敢去碰这个硬骨头，但是后面就一大堆各种举报，也有人放出话来的，他断了人家的财路如何如何。 罗孝礼（云南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因为历史原因，云锡的采矿是承包给那些民营企业，这些老板为了利益，在安全设施上投入不大，经常产生安全事故，更有甚者为了追求利益拉拢云锡集团的干部，形成利益链。张涛来了以后，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规范，就是必须达到要求才可以开采。从这个事开始，对张涛的举报就多起来了。 这些不实举报，既让张涛本人受到不良影响，也使得一些干部产生了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的情绪，干扰了改革措施的深入推进。 张涛： 举报是接二连三的，那段时间是无奈、困惑的一种感觉。会引起什么误解、什么猜测，是有这方面的压力的。 吴建勋（云南锡业集团副总经理）： 都有议论，造成很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观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些不良影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云南省纪委监委决定在云锡集团召开大会，正式宣布调查结果，为张涛澄清正名。 罗孝礼（云南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如果在云锡集团，我们组织不为张涛的问题进行澄清，大家都不担当，不敢做事情，那这种现象就会出现。澄清同时也是一个纠正社会上诬告陷害行为很重要的方法。 澄清正名大会在云锡集团引发了热烈反响，许多干部职工为这种做法叫好，也极大地鼓舞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推动云锡集团政治生态不断向善、向好发展。 吴建勋（云南锡业集团副总经理）： 最大感受就是组织上眼睛是雪亮的，是为真正干事情、敢干事情、愿意干事的人撑腰的，只要你清白干净，没有私心，诬告也好，举报信也好，还有组织给你作澄清。那么，这种信号和取向，它带来的就是后面一系列的变化。 张涛： 我觉得是组织的一种信任、一种关爱、一种鼓励激励，还是要改革创新发展，大家要勇于跟那些歪风邪气去斗争，这种利益我一定要去触碰，不触碰我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云锡几万名干部员工。 进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牢牢把握严的主基调，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既讲依规依纪依法，又讲思想政治工作，在坚决惩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的同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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