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mVne作者:张妮china.huanqiu.comarticle《解密》《暗算》作者、“中国谍战剧之父”麦家:我为中国发了一次言/e3pmh1nnq/e3pmh1obd【环球时报 记者 张妮】编者的话:“我爱你,中国”,不只是一句话,一首歌,更是一段往事,一个触动内心的故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环球时报》特别专访多位各领域代表性人物,请他们讲述“我和共和国的故事”。相关访谈视频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中国谍战剧之父”麦家 这些年,我的作品在海外推广效果比较好,一年出国三四次,去各国参加文学节、书展。一个活动上可能有二三十位作家,中国作家往往就我一个。尤其是到西方有些国家,他们对中国还有些意识形态上的不理解,甚至是一些敌意,那时,就会很真切地感受到,你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代表你,代表的是中国,突然民族气概、爱国热情会油然而生。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在德国参加活动期间,有一名德国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我看了采访提纲,一共11个问题,没有一个是文学问题,全都是政治问题。我问他:你来采访我,是把我当成一个作家还是政治人士?对方说,作家也是政治人士。我告诉他:第一,这不是我想象中客观平等交流的采访报道。第二,这些问题很幼稚,我不接受这种幼稚的采访。那名记者说,如果你不接受采访,这本身就是一种采访,这是一种怯懦或者惧怕压力。我告诉他,我根本没有压力,我是担心你不理解我的意思。比如提纲中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恶毒的:是不是共产党安排你去当一个作家?我告诉他:不是,据我了解,共产党没有安排哪一个人去当作家。我一一回答并向他解释了这11个问题。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态度渐渐有了变化,他慢慢地理解了我甚至对中国也有了更多理解。他最后还总结了一句话:“我发现,当要谈论中国的时候,还是应该跟中国人来谈论。” 2016年,我去耶路撒冷参加和平文学节,在来自全世界的21名作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亚洲。后来,我和太太以及8名美国作家被安排在一辆车上。平常活动时没有明显感觉,但大家都在一辆车上时,就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你的那种冷漠。其中有一名美国女作家稍稍对我们有一点同情心了,觉得不能这么孤立我们,就过来和我们交谈。她问我:你在美国出过书吗?我说:出过。她问:在哪家出版社?我告诉她:FSG出版社。她一下子眼睛就睁大了,因为FSG在美国是一个众所周知、作家特别推崇的出版社。车上其他美国作家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变柔软,变友好了。之后,他们把我们当作值得尊敬的人来看待,他们尊敬的是一名中国作家在美国最好的出版社出书这件事。我突然有一种特别强大的自豪感,好像我为中国发了一次言,争了一次光。 这些年,中国把世界舞台上的各文学奖项全都拿过了,从莫言的诺贝尔奖,到刘慈欣的雨果奖、曹文轩的安徒生奖。奖项一定程度上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和认可。下一步,我们在物质产品走出去的同时,精神产品也应该走出去。只有文学和艺术走出去,传播我们的价值观,才会减少误会和隔阂。 全世界都看到中国这70年有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一种文学现场,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记忆和感情。我觉得,每个领域里的成功者或者优秀者,都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国。(张妮采访 代玉、张嘉玉整理) 156893202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杨阳环球时报156893202000011["9CaKrnKmV4t","9CaKrnKmR47","9CaKrnKmy0H","9CaKrnKmwst","9CaKrnKmwjz"]//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9/0920/08/26/20190920082614843.jpg{"email":"yangyang@huanqiu.com","name":"杨阳"}
【环球时报 记者 张妮】编者的话:“我爱你,中国”,不只是一句话,一首歌,更是一段往事,一个触动内心的故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环球时报》特别专访多位各领域代表性人物,请他们讲述“我和共和国的故事”。相关访谈视频即将上线,敬请关注。 “中国谍战剧之父”麦家 这些年,我的作品在海外推广效果比较好,一年出国三四次,去各国参加文学节、书展。一个活动上可能有二三十位作家,中国作家往往就我一个。尤其是到西方有些国家,他们对中国还有些意识形态上的不理解,甚至是一些敌意,那时,就会很真切地感受到,你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代表你,代表的是中国,突然民族气概、爱国热情会油然而生。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在德国参加活动期间,有一名德国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我看了采访提纲,一共11个问题,没有一个是文学问题,全都是政治问题。我问他:你来采访我,是把我当成一个作家还是政治人士?对方说,作家也是政治人士。我告诉他:第一,这不是我想象中客观平等交流的采访报道。第二,这些问题很幼稚,我不接受这种幼稚的采访。那名记者说,如果你不接受采访,这本身就是一种采访,这是一种怯懦或者惧怕压力。我告诉他,我根本没有压力,我是担心你不理解我的意思。比如提纲中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恶毒的:是不是共产党安排你去当一个作家?我告诉他:不是,据我了解,共产党没有安排哪一个人去当作家。我一一回答并向他解释了这11个问题。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态度渐渐有了变化,他慢慢地理解了我甚至对中国也有了更多理解。他最后还总结了一句话:“我发现,当要谈论中国的时候,还是应该跟中国人来谈论。” 2016年,我去耶路撒冷参加和平文学节,在来自全世界的21名作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亚洲。后来,我和太太以及8名美国作家被安排在一辆车上。平常活动时没有明显感觉,但大家都在一辆车上时,就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你的那种冷漠。其中有一名美国女作家稍稍对我们有一点同情心了,觉得不能这么孤立我们,就过来和我们交谈。她问我:你在美国出过书吗?我说:出过。她问:在哪家出版社?我告诉她:FSG出版社。她一下子眼睛就睁大了,因为FSG在美国是一个众所周知、作家特别推崇的出版社。车上其他美国作家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变柔软,变友好了。之后,他们把我们当作值得尊敬的人来看待,他们尊敬的是一名中国作家在美国最好的出版社出书这件事。我突然有一种特别强大的自豪感,好像我为中国发了一次言,争了一次光。 这些年,中国把世界舞台上的各文学奖项全都拿过了,从莫言的诺贝尔奖,到刘慈欣的雨果奖、曹文轩的安徒生奖。奖项一定程度上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和认可。下一步,我们在物质产品走出去的同时,精神产品也应该走出去。只有文学和艺术走出去,传播我们的价值观,才会减少误会和隔阂。 全世界都看到中国这70年有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一种文学现场,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记忆和感情。我觉得,每个领域里的成功者或者优秀者,都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国。(张妮采访 代玉、张嘉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