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中国发展的第十三个台阶（上篇）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本报记者 刘少华10月26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其中的主要议程就是研究关于制定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五年规划”，或者“五年计划”，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语。每个五年就像一个台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到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日渐崛起。共和国的十二个“五年”“五年计划”始自1953年，“一五”计划也是计划经济时期完成情况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顺利推进。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在计划经济年代，“五年计划”主要是定经济类指标，例如规定钢产量、煤炭产量等，这种情况持续多年。据统计，直到“六五”计划的时候，经济类指标还占到60%。改革开放以后，从“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开始逐渐放松对经济指标的规定，而出现大量的指导性计划，以及靠市场调节的部分。转折同样出现于“九五”计划——这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宏观性、指导性、战略性成为其主要特点，取消了很多实物量指标。到“十一五”时，“五年计划”正式更名为“五年规划”，将国家主要发展目标根据市场机制与政府责任的不同，划分为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即将完成的“十二五”规划，据一些学者的测算，目标完成率可能会达到90%以上，创历史新高。例如，“十二五”规划提出城镇化率提高4％，现在已达54.7%；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2015年前达到47%，现在已达49.5%；研发经费占GDP2.2%的目标，现在已超过4%；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95%的目标，现在是98%。从“计划”到“规划”的逻辑纵观世界各国，定“计划”是普遍现象。除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外，还有欧洲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引导的计划，以及一些东亚国家做过的产业规划等。在长期研究“五年计划”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鄢一龙看来，世界上许多经济体的规划，在一开始都对本国发展有很大推动，但随着时间推移，硬性规划的劣势就会显现出来。相比之下，中国式的“计划”取得的成就让人瞩目。原因在于，中国的“计划”本身早已发生巨大变化，适应了时代要求。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背后，其实代表着中国发展的理念创新。鄢一龙指出，如今的“五年规划”中，公共事务成为绝对重点。以“十二五”规划为例，80%以上都是非经济类指标，包括教育、科技、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等。“这些指标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都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主要目的是弥补市场的失灵。”鄢一龙告诉记者，即使如今的规划中有一些经济类指标也不是规定产量，而是提出经济增长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事实上，这两大要求本质上还是关系到公共事务，比如经济增长率直接事关民生和就业问题。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愿景。当下中国的“规划”有何特殊之处？事实上，这是中国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规划”的出台殊为不易。在研究了历届“计划”与“规划”后，鄢一龙概括说，这是一个有中央、省、市、县各级以及无数不同的机构与人员参与的规划，“大家共同思考未来5年我们国家如何发展，然后由决策者提炼出共识，最后形成国家发展的共同愿景。”“家有千件事，先从紧处来。”在分析人士看来，先天条件不佳的前提下，抓好重点就至关重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五”计划指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到如今“五年规划”依然是国家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其目的就在于使各种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合理、富有效率。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五年规划”已渐趋成熟，目标完成率让世界赞叹。如今，“十三五”规划的时间节点越来越迫近。无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还是中国第一个百年梦想实现的时间节点，眼前这份呼之欲出的“规划”，对未来的中国来说，都有着太多的意义。</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