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rLcN作者:李柏涛china.huanqiu.comarticle评论:铁路体制或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异化力量/e3pmh1nnq/e3pmtdr7f■石勇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不会有人认为,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目前被统计遇难的39条生命,只是“天灾”导致的“技术故障”的后果。同样,如果不是足够无耻,也没有人会认为,这39条生命是“中国”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的一部分。残酷的事实迫使人们得出这个也许夸张的判断:由权力和利益驱动的铁路体制、管理制度、技术-论证体系,或许已经成为危害中国公共安全的异化力量。 早在“高铁大跃进”的刘志军时代,就有有良知的专家指出它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包括债务上、安全上,当然,他们在铁道部的各项管理和技术论证上都被推到一边,换上了另一批“专家”摇旗呐喊。其逻辑后果是,债务反而成了铁路改革的一个障碍,成为不能承担“改革后果”的一个理由;而安全的风险终于现实化为危险,在今天,终于变成举世震惊的巨大灾难。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已不限于对铁路部门和一些权力机构的不信任,以及今后坐高速列车的担忧,它还指向一种由权力操纵的经济技术体系所潜伏的不确定危害后果的恐惧。它终结的也不仅仅是“世界一流”的神话,在象征意义上,还以前所未有的质问,敲响了铁路体制这个“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合法性的丧钟。依照以往的经验,以及出了大事应承担什么责任并进行处理的一系列制度操作,其实可以想象,铁道部和有些权力机构在这次事故的处理上会如此的让人失望,甚至感到愤怒。在涉及到无数鲜活或已经逝去的生命时,铁路体制-官僚体系从来就不想打破它们的封闭。从要搞什么技术,如何收费,到出了事如何调查处理,似乎根本没公众什么事。抢救时对生命的冷漠、回答记者时的傲慢,以及被指控“掩没真相”的神秘举动,在逻辑上其实都是这个封闭体系自我维护的一部分。幸好,体制的“指令”没有完全把人性和一个人的基本认知吞没。一个叫项炜伊的2岁半小女孩被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而她的得救,完全缘于温州一特警支队长邵曳戎对“把车厢吊起放到地上清理”的指令的反对。“万一里面有生命呢?你怎么交代?!”这是他在良知煎熬中的自我说服。这句话能否让某些人把人性放在首位,那就不得而知。但个人的良知其实非常的弱,它最多能稀释掉一点点体制的僵硬,注入一点点人味和常识,从而给人以多一点的生存机会,却改变不了开始,也扭转不了结局。在纸面上被信誓旦旦地承诺的权利尚不足以抗拒在现实中运作的权力的恶,何况依赖于道德才有点力量的良知和人性。这次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如果没有打破由铁路部门和其它权力机构控制的封闭体系,由民间独立机构或民意机关参与调查,不仅难以重建公信力,而且也有剥夺公众权益、寻找空间推卸自己对事故应承担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之嫌。同时,对它的反思,如果没有触及到既有的铁路体制,没有对它进行改革的实质性动作,也将是不负责任的,从某种意义上无异于放纵这一体制对公共安全的继续危害。当一种一贯自我维护的体制的力量已经危及公共安全,并垄断了“调查处理权”,民意机关显然不应保持沉默。鉴于此,有学者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听证——这种声音,理应得到回应。(作者系资深评论人)责任编辑:李柏涛1311707880000责编:佚名新快报131170788000011[]{"email":"anonymous@huanqiu.com","name":"佚名"}
■石勇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不会有人认为,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目前被统计遇难的39条生命,只是“天灾”导致的“技术故障”的后果。同样,如果不是足够无耻,也没有人会认为,这39条生命是“中国”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的一部分。残酷的事实迫使人们得出这个也许夸张的判断:由权力和利益驱动的铁路体制、管理制度、技术-论证体系,或许已经成为危害中国公共安全的异化力量。 早在“高铁大跃进”的刘志军时代,就有有良知的专家指出它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包括债务上、安全上,当然,他们在铁道部的各项管理和技术论证上都被推到一边,换上了另一批“专家”摇旗呐喊。其逻辑后果是,债务反而成了铁路改革的一个障碍,成为不能承担“改革后果”的一个理由;而安全的风险终于现实化为危险,在今天,终于变成举世震惊的巨大灾难。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已不限于对铁路部门和一些权力机构的不信任,以及今后坐高速列车的担忧,它还指向一种由权力操纵的经济技术体系所潜伏的不确定危害后果的恐惧。它终结的也不仅仅是“世界一流”的神话,在象征意义上,还以前所未有的质问,敲响了铁路体制这个“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合法性的丧钟。依照以往的经验,以及出了大事应承担什么责任并进行处理的一系列制度操作,其实可以想象,铁道部和有些权力机构在这次事故的处理上会如此的让人失望,甚至感到愤怒。在涉及到无数鲜活或已经逝去的生命时,铁路体制-官僚体系从来就不想打破它们的封闭。从要搞什么技术,如何收费,到出了事如何调查处理,似乎根本没公众什么事。抢救时对生命的冷漠、回答记者时的傲慢,以及被指控“掩没真相”的神秘举动,在逻辑上其实都是这个封闭体系自我维护的一部分。幸好,体制的“指令”没有完全把人性和一个人的基本认知吞没。一个叫项炜伊的2岁半小女孩被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而她的得救,完全缘于温州一特警支队长邵曳戎对“把车厢吊起放到地上清理”的指令的反对。“万一里面有生命呢?你怎么交代?!”这是他在良知煎熬中的自我说服。这句话能否让某些人把人性放在首位,那就不得而知。但个人的良知其实非常的弱,它最多能稀释掉一点点体制的僵硬,注入一点点人味和常识,从而给人以多一点的生存机会,却改变不了开始,也扭转不了结局。在纸面上被信誓旦旦地承诺的权利尚不足以抗拒在现实中运作的权力的恶,何况依赖于道德才有点力量的良知和人性。这次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如果没有打破由铁路部门和其它权力机构控制的封闭体系,由民间独立机构或民意机关参与调查,不仅难以重建公信力,而且也有剥夺公众权益、寻找空间推卸自己对事故应承担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之嫌。同时,对它的反思,如果没有触及到既有的铁路体制,没有对它进行改革的实质性动作,也将是不负责任的,从某种意义上无异于放纵这一体制对公共安全的继续危害。当一种一贯自我维护的体制的力量已经危及公共安全,并垄断了“调查处理权”,民意机关显然不应保持沉默。鉴于此,有学者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听证——这种声音,理应得到回应。(作者系资深评论人)责任编辑:李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