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学生“不懂”正常 “懂了”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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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新华网7月30日报道 新华网南京3月14日电（孙强、嘉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在扬州大学谈及高校教学改革时说，教师把学生教“懂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教学生思考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这种教“不懂”才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钱伟长说，高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完成这一任务要依靠高校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各方面的调整和改革，但对教学方法“动手术”的高校还不多见，大部门分还是过去那种所谓的“填鸭式”教学，这对学生是很不利的，也不利于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钱伟长进一步指出，教师把学生教“懂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些教师对照书本讲课，连书上的标点符号都照读不误，好象把学生教懂了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样对培养创新人才是不利的，是不正常的。我们要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大力培养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提出问题，这才是教学的首要目的。通俗地讲就是把学生教“不懂了”才是正常的，是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负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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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选的程序不同于初选，每人在每个种类的五个名字里选出一个，用打叉的办法，打勾也无妨，因为不是考托福，所以不一定要用二号铅笔，什么笔都可以，口红也有效，投票者若想拿他的票出气，乱图乱写也不怕，只要能让他人清晰无误地看出他的选择就行。拉票攻势：金钱加魅力提名名单公布后，电影学院会组织提名影片的“内部观看”活动，但大多数成员是靠电影公司寄出的提名片录像带来了解影片的“成就”，这对那些需要电影院氛围才能充分欣赏的作品便相对不利。在从提名名单公布到发奖仪式的一个多月里，好莱坞的两大行业刊物（《好莱坞报道》和《综艺》）上，连篇累牍地刊登“供您参考”的广告，英文是“Ｆｏｒｙｏｕ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口吻似乎很谦逊，但气势堪称排山倒海。由此也会产生落选片责怪电影公司作广告次数不如当选片的情形。此时，那些来自小国家的最佳外语片提名者别说登广告，连复制、邮寄五千盒录像带的钱都没有。另一方面，获提名的明星们（至少是其中性格外向者）开始大肆进行公关活动，前两年莎朗·斯通因《赌场风云》获提名时，笔者有幸观赏了这么一幕————笔者因一位圈内友人之邀，在比佛利山庄附近一家圈内人云集的餐馆小聚，不一会儿，风姿卓绝的斯通小姐驾到，她似乎认识每一桌的食客，一桌桌地打招呼、寒暄，好像都是她多年不见的老友。当笔者感叹她的亲和力和人缘时，友人向我耳语：“莎朗在拉票哩，她平时可有架子了。”说起拉选票，早期的奥斯卡是由一个五人评选委员会评选的。１９２９年，当红女明星玛丽·璧克馥有一部新作《风骚女人》，可惜既不叫座也不叫好，于是她在自己的豪宅举行茶会，邀请了那五名评委。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经不起她的魅力攻势，把当年的最佳女主角拱手送上。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导致奥斯卡评选制度的改革，从五人小组变为所有成员一人一票。你想，即使是有“献身精神”的明星，也不可能彻底讨好５０００人。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一开始，选票的统计工作由业内人士及亲友兼任，不久即传出舞弊事件，落选的指责当选的在数票时有内线帮忙。１９３６年，当时的学院院长、著名导演福兰克·卡普阿请来了著名会计公司普华永道（Ｐｒｉｃｅ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ｓ），全权负责寄送和统计选票的工作。众明星心不服口服从１９３６年到如今，普华永道一直掌握着奥斯卡的“命脉”。在统计初选票数时，该会计公司为每个提名种类派出两名会计师，所有票数至少反复核实两三遍。复选的选票由四名会计师统计，他们背靠背工作，并且不许互相说话。统计结果报给两名主管会计师。这两名高级会计师是发奖仪式颁奖人打开信封前唯一知道结果的人，而且他们是唯一了解得票数目的人。这些选票及统计的原始资料保存五年，然后销毁，所以没有人知道得奖人是大获全胜还是像小布什那样险胜。首先，普华永道采取了最古老的措施，那就是人工计票，坚决不用电脑，所以雇佣黑客作弊肯定没门；其次，它的保密工作远胜于美国政府，有一次他们在点票时刚好有一位工人在楼墙外擦洗窗户，他们怀疑那人可能是密探，从此把办公室搬到一处没有窗户的房间。在１９４０年以前，他们会把计票结果提前通知电影学院，那年学院发生泄密事件，《洛杉矶时报》在发奖仪式前公布了《乱世佳人》得奖的消息，从此他们连学院本身都不予“通融”，多大的导演、多红的明星，也只有在发奖时才跟世人一起“恍然大悟”。如果发生意外，主办单位往往采取最保守的策略，如去年部分选票被邮局错当成大宗邮件寄出，因此没有按时寄到。主办者为了防止意外，重新印制了不同的选票，并通知原先的选票作废。如同对待电脑技术那样，普华永道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对付形形色色的突发事件。比如，不少媒体都想预测评选结果，他们派出精明的市场调查人员，对参选成员进行抽样调查。但是，这种抽查再科学，也有局限性。比如，今年的最佳女主角几乎毫无疑问是朱丽娅·罗伯茨，不需要统计学天才也能猜对；而去年的最佳男主角一项，凯文·史贝西和丹佐·华盛顿的呼声如此接近，使得统计出来的差异微小到失去意义，如同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多大的抽样都没有用。再说，太科学、太精确的抽查也会得罪广大影迷，因为它会破坏发奖仪式的悬念和戏剧性。去年《华尔街日报》就作了一次这样的调查，准确率达８０％，结果惨遭读者抨击。总而言之，预测奥斯卡是趣事，但太认真则会坏了兴致。相比之下，美国选总统时，半个国家还未投票，媒体就会急着公布选举结果，这回既害了戈尔，又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如果普华永道碰上票数非常接近的案例，会不厌其烦，一数再数，而不像小布什那样生怕多数几次会失去近在咫尺的宝座。１９６８年，凯瑟琳·赫本和芭芭拉·史翠姗并列女主角，那次会计师们不知数了多少次。（注：以前的规矩是第一名和第二名若票数只差不超过三票，应当作并列获奖；现在则一票之差也会落选。）不管结果如何出人意料，发奖单位也不会因舆论而自乱方寸。如１９８１年，当《烈火战车》击败普遍看好的《金色池塘》和《赤色分子》成为最佳影片时，许多人目瞪口呆。专家跌破眼镜，但没人敢指责统计选票中有不当行为。正是因为该会计公司一贯公正中立的立场，使得那些蠢蠢欲动的好莱坞高价律师们不敢轻举妄动；也正因如此，像去年底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总统选举计票闹剧才不会在好莱坞上演。当然，话说回来，人工方式数五六千张票，要比数几百万张容易得多。今年的选票在美国西部时间３月２０日下午５时截止，经过两天的统计及核实，２５晚全世界人民就有机会欣赏一出“一家狂喜、另外四家强颜欢笑”的电影界年度大餐。假设将来采用互联网实时投票，会造成怎样的势力消长？一是会计师失业，二是地下黑客身价倍增，第三可能是明星制作虚拟裸体艳舞，犒赏“投他／她一票”的支持者。</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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