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mplE china.huanqiu.comarticle一位博导的社区自治理想：维权如何不走极端/e3pmh1nnq/e3pmtdr7f<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i class="pic-con"><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090911/3d30d26386.jpg?imageView2/2/w/1260" data-alt="\"/></i></p><p>周伟东指点着他现在居住的社区</p><p><i class="pic-con"><img src="></i></p><p>国内某城市街头标语 李江松摄</p><p><i class="pic-con"><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090911/305f1680df.jpg?imageView2/2/w/1260" data-alt="\"/></i></p><p>日本松代三丁目社区的主妇们在一起做料理</p><p><em data-scene=">【冰点特稿】：一位博导经历的两种“自治”</em></p><p>本报记者 蒋昕捷</p><p>身为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导师，周伟东一辈子都在摆弄数学模型，却又对社区治理相当着迷。</p><p>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甚至，作为“老外”，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p><p><em data-scene="strong">而眼下，他正越来越痛心于身为业主在国内的种种“遭遇”：</em></p><p><em data-scene="strong"></em>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0元，物业公司却不打算听听业主们的想法；</p><p>开发商想改变规划，准备铲平街心花园，同时在所有业主的脚下新建一个地下停车场，却不担心此举会不会挖断整栋楼的地基；</p><p>“不能再忍”的业主们试图成立业主委员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却遭受着来自各方力量的百般阻挠，迟迟不能建立。随着利益的分化和时间的推移，业委会筹备小组内部也出现矛盾，最终“作鸟兽散”……</p><p>目睹了这些混乱的社区现状，周伟东不由想起自己10多年前在日本担任类似业委会主任的经历。今年8月底，这位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这些陈年旧事一股脑儿地写了出来，贴到“天涯社区”。没想到，很快成了热帖。</p><p>有人跟帖感叹：“早在10多年前，日本的社区就已经如此和谐，值得国人反思，学习和改变。”</p><p>有人不解：“中国人很勤劳，隐忍，能吃苦，为什么在现代社区的幸福感反倒不如过去的乡村或四合院？是制度不健全还是我们的文化有缺陷？”</p><p>在周伟东看来，自己回忆的其实都是些平凡的小事。问题是，这些小事背后的价值观和行事准则却是国人很难遵守的。</p><p>“看似平常的社区治理，最初可能只是维护业主的权益，进而可以上升到民主议题的讨论。”周伟东是如此看重社区的公民自治，因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的提法，“小小的业主委员会将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先声”。</p><p>“日本是鰯文化，没有头儿照样能转起来”</p><p>周伟东于1989年前往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p><p>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p><p>不过这位26岁之后才走出国门的研究生还是延续了固有的行事习惯——对工作和学习之外的“俗事”漠不关心。</p><p>“我虽然在小区住了多年，却很少参加自治会的活动。”周伟东笑着说，他只是有时候暗自好奇，为什么小区能搞得那么干净整齐和有条理。“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素质吧。”他这么对自己解释。</p><p>1998年4月，自治会举行换届大会，周伟东和以往一样没有出席。第二天，他在实验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p><p>“周先生您好，我是松代三丁目自治会原会长。”对方很有礼貌地说。</p><p>“有什么事吗？”周伟东有些尴尬，以为对方是来责备自己无故缺席的。</p><p>“昨天您不在，我们举行了抽签仪式，您当选了会长……”</p><p>周伟东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要我命嘛？”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倒没说出来。小儿子刚出生还不满周岁，正是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以“外国人当不好”为由推掉这个差使。但最终他还是应允了，因为他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会无理拒绝公益活动。</p><p>好在，同时当选这一届自治会会计的蒲地先生是周伟东的好朋友，两人不但专业上有来往，而且两家的孩子也经常一起玩。因此，周伟东首先找到他，并说了自己的担忧。</p><p>“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蒲地先生像卡通片里的一休哥那样劝自己的中国朋友，“您不必担心当不好会长，因为日本是‘鰯文化’。”</p><p>鰯是一种鱼。在中国叫“鳁”，在西方国家叫“沙丁鱼”。</p><p>整天研究海洋环流的周伟东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最抱团的鱼群，上亿条鱼动起来就像是一个球体，却没有一条“领头鱼”。据说，在海洋里，沙丁鱼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当它们游到狭窄地带时，会自觉排成整齐的队伍，且遵守规矩：年长者在下层，年幼者在上层。</p><p>蒲地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即使没有头儿，社区也照样能运转起来。</p><p>很多年以后，周伟东回想起当时这段对话，深有感触。在他留学日本的10年中，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日本人极不关心政治，每逢选举，投票率都很低，即使在政府首脑频频换届的时候，公众也漠不关心，好像不需要政府首脑似的。尤其是在2000年4月，当时日本在任的首相小渊惠三突然中风，6周后去世，日本民众也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常的情绪。</p><p>“你们难道不担心领导班子不稳定吗？”周伟东也曾这么问过一位日本朋友。</p><p>“日本是鰯文化。”对方也是这样回答的，“没有头儿，其他的鱼照样能转起来。”</p></section></article>1252635120000责编：佚名中国青年报125263512000011[]{"email":"anonymous@huanqiu.com","name":"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