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会见。

　　1957年11月访苏期间毛泽东与翻译、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二、右三分别为阎明复、朱瑞真)

　　彭学涛　郑瑞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曾四度与他进行会晤。这四次会晤成为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分歧、从分歧到争吵、从争吵到决裂的标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作为中苏两国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他们年龄相仿，但两人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性格却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的交往给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

　　“对外应多加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

　　在对内要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后，赫鲁晓夫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在苏联高层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于1953年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深知，若要确立和巩固他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就必须获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5周年国庆庆典之前，赫鲁晓夫应毛泽东之邀参加庆典，并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来中国。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党政代表团飞抵北京。这是苏联自成立以来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来华的最高规格的代表团。中国党和政府对赫鲁晓夫此次率团来访极为重视，主要领导人都前往机场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10月1日，毛泽东率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并一起出席了国庆庆典、国庆宴会、天安门城楼观礼和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等一系列活动，中方始终把赫鲁晓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

　　10月3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苏方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毛泽东首先说：“今天我们可以谈谈，交流一下意见。一般地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或意见都是随时提出，随时解决，没有积累下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有这个极好的机会，再交换点意见。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有利。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赫鲁晓夫基本上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但也表示了细微的差异，他说：“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样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毛泽东说：“自然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现在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应充分利用它，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这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如果我们能有20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了。过二三十年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随后，双方就各自国内的建设情况、中心工作，成绩和缺点交换了看法。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为了显示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主动问毛泽东：“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毛泽东坦率地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毛泽东的要求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对于核武器这样的尖端技术他不能给中国，又不好拒绝。他考虑了好一会儿才搪塞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又不能吃又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毛泽东没有回应赫鲁晓夫，其他中国领导人也不说话。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切实可行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毛泽东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又建议中国领导人把人民生活保障放在首位，言下之意就是要中国领导人别考虑发展核武器。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应多加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是很好么？”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赫鲁晓夫连声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