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内容:早在1932年,21岁的季羡林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就曾是天津《大公报》的撰稿人。1933年12月25日,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最后一期上,还发表了季羡林评论著名作家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的文章,文末署名“窘羊”。

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

1936年季羡林(左)在德国

　　早在1932年,21岁的季羡林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就曾是天津《大公报》的撰稿人。可以说,季羡林先生的卓越才华最初就是通过天津报业展现出来的。

　　当年,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吴宓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邀请有文学造诣的年轻人担任撰稿人,吴宓的学生中才子很多,尤为著名的就是季羡林和钱钟书。1932年,季羡林与吴宓商谈报纸编辑工作。他们决定看几种外国文学杂志,摘要翻译其中的书评和文坛消息。当年10月17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次发表了季羡林编译的文章,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这也是季羡林在报纸上的处女作。

　　1933年1月29日,美国女诗人萨拉·蒂斯代尔逝世。吴宓命季羡林作纪念文章,此后季羡林对新文学作品更感兴趣了。他先后写了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的书评。他在评论臧克家诗集《烙印》的文章中,非常直率地指出了作者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和心情了解得不深、不透,两位大师从此以文会友,结成了终生的朋友。

　　1933年12月25日,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最后一期上,还发表了季羡林评论著名作家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的文章,文末署名“窘羊”。他发表在《文学副刊》上的其他评论文章,均署名“羡林”。“窘羊”的署名还是第一次出现。 在季羡林的日记中写道:“吴宓又要稿子,限制到五百字,我替他写了一篇《离婚》的评论,文章很短,却使我感到困难。不是难作,而是意思太多,难定取舍——终于点了十分钟的蜡,才做完了。”“点了十分钟的蜡,才做完了”,是说稿子一直写到清华宿舍熄灯之后。

　　他的文章比评论家常风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著名的文章《论老舍〈离婚〉》早了半年多时间。由此可见他写评论文章的及时与快捷。

　　季羡林曾回忆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的事,曾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已在全国第一流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书评之类的文章,颇获得几个文坛上名人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