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在短暂的一生中，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尊敬周恩来，依赖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呼唤着周恩来的名字，周恩来也了解邹韬奋，敬重邹韬奋，并给予邹韬奋高度的评价——“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一

　　周恩来与邹韬奋第一次见面是在武汉。

　　1937年12月，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被释放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著名领导人邹韬奋来到武汉。当他得知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也在武汉时，异常兴奋，因为他早就想见见这位闻名已久的人了。

　　周恩来得悉邹韬奋的愿望后，欣然同意与他见面，其实与邹韬奋相见，也一直是周恩来的愿望。

　　周恩来对邹韬奋是十分了解的。

　　邹韬奋从1926年10月开始主编《生活》周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主张团结御侮。《生活》周刊的内容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为宗旨，旗帜鲜明地发表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评论和文章。邹韬奋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之后，我想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究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国民党政府派要员对邹韬奋施加压力，要他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邹韬奋则严正声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御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国民党要员要他表态拥护国民党政府，邹韬奋回答：“我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邹韬奋领导的《生活》周刊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逐渐发展成为极具爱国主义精神、战斗性很强的周刊。1932年《生活》周刊每期发行15万多份，打破了中国期刊的发行纪录。1933年《生活》周刊被禁之后，邹韬奋又相继创办了《新生》、《大众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等刊物，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发表马克思主义的译著。邹韬奋也因此多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恫吓和威胁，两度被流放，但他毫不动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和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

　　1936年5月，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联合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他们的爱国行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引发轰动全国的“七君子案”。

　　事发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1937年7月3日，获悉国民党政府准备重新审查“七君子案”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潘汉年，要潘汉年立即通过七君子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与有关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为上策，以判轻罪而宣告期满释放为中策，以释放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为下策。由于七君子的坚决斗争和各界强烈的声援，7月底，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邹韬奋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已在那里恭候多时了。一见到邹韬奋，周恩来就上前与他紧紧握手，高兴地说：“欢迎你，韬奋先生。”

　　“谢谢，谢谢。”握着周恩来双手，一股暖流涌入邹韬奋心田。

　　落座后，周恩来真诚地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当然，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钦佩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聊一聊。”

　　邹韬奋兴奋地说：“我早就想和周先生好好聊一聊了。”

　　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了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邹韬奋一一做了回答，并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和安排。周恩来在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邹韬奋深深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文化界的一些爱国分子情况，他说：“爱国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

　　看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给予这么高的评价，邹韬奋激动地说：“周先生，我会记住你说的话，我会努力去做的。”

　　临别时，周恩来再一次握住邹韬奋的手，诚恳地说：“你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帮助解决。”

　　“好，请周先生方便时到我们生活书店指导工作。”邹韬奋思忖了一下说。

　　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这以后不久，周恩来就来到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邹韬奋及其他工作人员。他勉励大家要多为抗日救国出力。周恩来的到来使邹韬奋及同事们备受鼓舞。他对周恩来的景仰之情与日俱增，有什么问题总是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也总是推心置腹地与他共同探讨。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的中央银行楼上，同邹韬奋及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史良、李公朴，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

　　通过这些开诚布公的交谈，邹韬奋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郑重地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周恩来沉思良久，说：“韬奋先生，你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要比你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更能发挥作用，党需要你留在党外。”

　　邹韬奋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信任并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他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一定能够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后，他继续留在党外，尽心竭力地为党工作着。

　　后来，邹韬奋又在上海、汉口和重庆，先后创办和出版了《抗战》、《抗敌画报》、《全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它们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一样，成为人民的喉舌，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唤起了广大读者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周恩来经常抽时间阅读邹韬奋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一次，夏衍向周恩来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后，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

　　周恩来对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也十分关心。抗战爆发前，生活书店除了上海总店外，只有广州和汉口两处分店。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生活书店的分店已增加到50余处，遍布全国。有不少共产党员在生活书店中工作，周恩来经常给予他们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1938年10月，邹韬奋向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林伯渠提出，希望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设立生活书店分店，以便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文化服务。周恩来得知邹韬奋的这一愿望后，十分赞赏。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以及读书出版社陆续派人前往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华北书店，同时在新四军创建的各根据地成立大众书店，推动根据地的出版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