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为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而进行的‘储备性政策’研究本身并不难，毕竟从凯恩斯以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已经很丰富了，中国政府也越来越专业了；难就难在：第一，对形势的准确判断；第二，不同的政策工具怎么搭配；第三，每个政策工具的力度有多大。”隆国强说。

　　胡仙芝向记者分析，任何一项政策的产生过程都是多环节、多方面配合和博弈的结果，因此，科学化、民主化对于公共政策来说，同样都是重要的价值目标。

　　“现实中，领导人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只能是某时、某地、某局势下的相对理性的结果，决策方案总是不能实现最优方案的选择——因为问题在不断发展变化，条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政策行为本身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客观的情况和态势。因此，决策科学化不仅要求决策行为的正确性，更需要有很多的储备性政策研究为决策科学化作技术保证。”胡仙芝说。

　　中国智库体系开始变革

　　目前，除了现有的各大研究机构，刚于3月2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业内认为是加强“储备性政策研究”的重要智库，而其成员的“高规格”、“超豪华阵容”，更令外界关注并予以极高期望。该中心堪称中国史上“最高规格”的智库，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办公地点距离中南海仅百米。

　　记者从该中心了解到，自成立后，该中心还没有开展大的活动，首次举行重大活动，是7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邀请200家到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我们中心是一个大概念，其定位是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当然也包括国内储备性政策的研究。因为中心刚成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参与专门的储备性政策研究。”该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6月23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此外，由于该中心属社团民间组织，国家没有拨给任何经费，其经费全靠自筹。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该中心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其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暂由中外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及各界社会贤达人士组成。

　　从经费来源看，这个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跟西方国家的智库具有相同性。

　　“各国的智库做的事都差不多，但是国外大量的智库是非官方、非盈利机构，是独立政治之外的，拿政府钱的机构比较少，大多是富人设立的基金会承办；而东亚的智库比较依附于政府，跟政府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或者依附于大企业的比较多。”隆国强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但是，该中心的成立无疑将打破原有的智库格局，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