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

　　在中国基层政府中, 由于干部的提拔任用、重大工程决策等都由担任“一把手”的书记“一锤定音”,于是在很多基层政府中书记的“ 个人意志” 就代替了权利意志,高度集权的体制为基层“一把手”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只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决定权”一条上,就给贪腐窝案制造了空间。

　　对此,很多人会想到皖北城市阜阳。曾任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确实是涉及市县“一把手”腐败群案中的代表人物。其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大肆贪污腐败、买官卖官,阜阳前后两任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副市长付红杰、市委秘书长张华琪,市组织部长韩希鹏,市宣传部长王汉卿,市辖区的颍东区委三任书记,蒙城县委三任书记,颍上两任县委书记等众多官员均因此落马。

　　这种官场牵连,给阜阳带来的恶果还不只是一届领导班子的贪污腐化。2005年,继王怀忠后阜阳又一任市委书记王昭耀被查处,一批县(区)委书记纷纷落入法网。同时震惊全国的阜阳中院腐败窝案被揭开,阜阳中院副院长和10余名(副)庭长先后入案。次年,连续主政阜阳中院十几年的尚军、刘家义、张自民三任院长“前腐后继”的落网。短短几年间,阜阳众多实权部门的负责人被查实有行贿行为,牵连的各类干部达八九百人,有些县下的乡镇领导行贿率达到100%。

　　权钱关系、权色关系、裙带关系等政治生态环境中盘根错节的关系,是使阜阳贪腐官员集体生存,继而成为互相牵绊集体落马的关键。但直到现在,这些行贿的涉案人员中除了少数因年龄退居二线,或者有严重问题被撤职查处,其余问题干部们大多数都还在买来的位置上。民众很难相信,在这样大面积“带病履职”的阜阳官场和组织体系中,腐败能够根治。

　　果然,今年5月,阜阳再度爆出“负面新闻”,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下属腾达支行行长李群进行高额民间信贷,涉案金额过亿。而同时令人们关注的,是在李群的借款人中那大批的阜阳官员或官员家属们。仅爆出的阜阳市颍泉区广电局工会主席张国琴(其夫为主管招商引资的颍泉区劳动局副局长)及其妹妹张国珍手中就有李群本息合计4000万的欠条。其他不敢前往登记备案的“受害官员”有谁?总计欠款金额是多少?这些成百上千万的“家财”从何而来?

　　从市县一把手, 到公检法系统,再到事业单位、金融机构,近10年时间的阜阳,或多或少体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基层“一把手”权力失制的情况。

　　这股不正之风在基层政权内似有泛滥。半年来,就有湖南资兴市委书记黄湘鄂、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委书记王玉良、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李先胜、四川省仁寿县县委书记张敏、山东齐河县县委书记李风臣、甘肃庆城县县委书记张畅钰、河南省安阳县县委书记王社民等数十名县委书记因贪腐落马。

　　为遏制这股贪腐之风,中组部将“一把手”培训工程设定为干部培训工作的重点工程之首,至今全国2000多名县委书记已全部接受培训,以前中纪委主导了自其恢复工作后首次大规模的县纪委书记培训。“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一直是基层监督的现实难题。除培训外,中央还特别发文给予县纪委以经费与配备保障,提出县级纪委扩编、纪委书记在县常委中排位前移等措施,以期提高基层纪委监督职能。

　　政法系统内的基层公检法司的全面培训也已陆续展开。两年内的目标是,对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3500余名基层检察长;所有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包括新任司法厅(局)长、监狱局长、劳教局长,全部监狱长、劳教所长、县(市、区)司法局长,甚至部分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司法干部培训都要完成。

　　在这次大规模国内基层干部培训潮中,一个重大特点是“跨级直训”,多个县级实权部门主政官员直接进京受训。这不仅是为了中央推行廉洁实干等干部队伍教育意图的直接传递,更为最高层提供了一次基层形势的全面摸底,为基层政权的“固本培风”提供了最有利条件。

　　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告诉《中国改革》记者,一般来讲在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主要是人事变动和大政制定,三中全会则更多的涉及到制度落实、创新、攻坚与完善,这其中严惩腐败和制度反腐是很重要的一项。

　　继2008年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首次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有关部门表示, 今年内将争取起草、修订出台另外13件反腐法规。此外,还将积极做好26件反腐法规的起草修订,择机出台;另有8件法规的研究论证继续稳步推进。制度化、规模化的防腐反腐已成为2009年中国最受关注的官场新风。

　　专家对此分析认为,2009年可以说是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攻坚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