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字慕韩(因慕宋朝宰相韩琦之为人,故名),别号愚公,党号移山。1892年9月25日生于四川省隆昌县。曾琦早年曾在广西、四川等地求学,后又先后留学日本、法国,接受了18世纪、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费希特、李斯特等人的国家主义思想。1923年12月,曾琦与李璜、张梦九等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党,回国后创办《醒狮》周报,自任总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夏大学、法政学校、同济大学等校任教。在此其间,曾琦积极宣扬国家主义,发展青年党组织,进行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力量在东北及长城沿线进行抗日活动。后与蒋介石合作,参加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参与民主宪政运动。抗战胜利后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加入政府,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和总统府资政。1951年卒于美国。曾琦是中国青年党党魁,曾长期担任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主席),他与左舜生、李璜一道,成为青年党的三巨头。

　　曾、左、李是著名的反共人士。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最初却是与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曾琦曾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一起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为了拯救这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曾经有过良好的关系。在《少年中国》杂志和青年党有关史料中,屡屡可以看到曾琦、左舜生与张闻天、田汉的往来书信。但不幸的是,他们后来却因为严重的理念分歧而分道扬镳,最终走上迥然相异甚至是水火不容、刀兵相见的境地。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人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而曾琦等青年党人则成为最早的反共先锋。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宣传影响下,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逐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并进而组建了党组织。在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看来,除了“走俄国的路”,中国别无选择。但是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均是谬误、不合国情的。曾琦等对中共与“第三国际”和苏联的关系尤为不放心。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应该在苏联的帮助下去反帝反封。而曾琦等人却坚持认为苏俄跟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性质是一样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承诺归还沙俄时代所攫取的利权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却进一步觊觎、侵占中国的蒙古,扩大他们在东北的势力。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的政党,而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是苏俄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并攻击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之走狗”,是引狼入室的“国贼”。

　　由于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双方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争斗。共产党人坚信“唯物史观”,他们则提“物心并重”;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阶级革命”,他们则主张“全民革命”;共产党提出“阶级专政”,他们则提“全民政治”;共产党提出“工人无祖国”、“世界革命”,曾琦等则高唱“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后来,曾琦、李璜等组织中国青年党,以《醒狮》周报为舞台,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充当反苏反共先锋,向共产党发动猛烈的进攻。中共也不甘示弱,以《中国青年》为阵地,给予反击。双方口诛笔伐,打斗、暗杀事件也时有发生,曾琦后来甚至公然称:“有共产党即无爱国派,有爱国派即无共产党,所谓‘汉贼不两立’,‘邪正不相容’,事理昭然,无可为讳。”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矛盾已发展至你死我活的白热化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