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子女生活现状：标准普通话显另类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罗集中心校显然没有料到章钰婷会突然回来，狭小的教室已经摆不下章钰婷的课桌，她只得在教室后墙根一个人孤零零地夹在两行座位中间。《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周范才 | 北京、安徽报道“我想上海，做梦都想。”7岁的章钰婷一提到上海，就会低下头去，声音变得很低。自春节前全家离开上海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去。章钰婷出生在上海，在那里上幼儿园，2008年还和她幼儿园的小伙伴一起进入上海浦东一所小学读一年级。2009年1月，章钰婷和她的父母、爷爷搬回了安徽老家——长丰县双墩镇罗南村。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几乎是一夜间，章钰婷突然发现自己从一个上海人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安徽，她这样的返乡农民工子女并非个案。在过去7年中，章钰婷在罗南村住的天数加起来不会超过一周。春节已过，她依然裹得严严实实。妈妈蒯玲玲告诉本刊记者，章钰婷因为水土不服，回来后全身长满红疹，到现在都没消去。比红疹更难受的是，章钰婷发现家乡的一切都很陌生。这学期开学，章钰婷插班到了罗集中心校一年级。虽然在2008年底安徽各级教育部门就要求，各学校必须无条件接收返乡的农民工子女上学，但罗集中心校显然没有料到章钰婷会突然回来，狭小的教室已经摆不下她的课桌，她只得在教室后墙根一个人孤零零地夹在两行座位中间。在班上，甚至是在这所有好几百人的学校，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章钰婷，始终有些另类。“同学们说的家乡话我听不懂。”她一脸茫然。开学时间不长，她说话时也开始夹杂方言，可新的问题是，语言的错杂让章钰婷的表达变得困难，“有些时候我都听不懂她说什么。”蒯玲玲说。最让蒯玲玲担心的是两地完全不同的教学内容。翻开罗集中心校一年级的语文课本，有很多字章钰婷都不认识。春节期间，为了开学时能赶上教学进度，蒯玲玲不得不每天晚上辅导章钰婷学习。在上海时，章钰婷的成绩是班上的前几名，但如今蒯玲玲担心她能否跟得上。此外，章钰婷在上海学的很多课程，是长丰根本就没有开设的。比如她从幼儿园起就学了英语，而据长丰县委外宣办主任陈燕介绍，当地到“三年级可能会有英语课”。“在上海我会画小猫、小狗，在这里老师只教我画过苹果。”章钰婷说她最喜欢的是美术、音乐、生物课，但罗南村的师资显然没法满足她的兴趣。章钰婷还一脸委屈地抱怨，在上海“学校的食堂每天中午都有好小好小的鸡腿吃”，而罗南村学校连食堂都没有，她每天中午必须走十几分钟路回家吃饭。章钰婷越来越怀念上海，蒯玲玲刚开始还跟她解释不能回上海的理由，时间一长也失去了耐心。这个时候，章钰婷就会给在上海上学时的班主任打电话，诉说着对上海的思念和对新学校的失望。家里买不起溜冰鞋了2008年下半年以前，章钰婷一家在上海的生活都挺舒适的。12年前，蒯玲玲独自一人去上海打工，从做零工开始到后来成为超市营业员，工资也从最初的几百元涨到了1000多。到上海几年后，蒯玲玲认识了后来的老公，一个在上海开车的安徽无为县老乡。不久，女儿出生，夫妇俩给她取了个“非常洋气”的名字。上了幼儿园的章钰婷，经常到上海本地同学家里玩，也经常邀请同学到自己家。尽管她不知道，她的“家”不过是父母每月花300元租住的老居民楼。对上海的生活蒯玲玲也很满意。夫妇俩每月除掉房租、水电、吃饭等开销，还能结余近2000元。蒯玲玲甚至还同意丈夫把年老多病的公公接来同住。蒯玲玲的丈夫是家中独子，第一胎又是个女儿，根据有关政策可以生二胎。2008年6月，他们的儿子降生了。“没想到，经济不好了，丈夫的活越来越少，我又在家养孩子，他一人挣的钱已经不够养活我们全家了。”蒯玲玲说。2008年底，家里已经开始入不敷出。蒯玲玲说，章钰婷看到同学都在学溜冰，也吵着要买溜冰鞋，“我只好告诉女儿，我们买不起。”电视上专家的探讨，老乡和邻居们的议论，让蒯玲玲越发觉得金融危机问题严重。想到春节将至，想到春节后女儿上学的花费，“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我们决定离开生活了12年的上海。”蒯玲玲一家，加入了全国2000万名返乡农民工大军。据陈燕介绍，截至2009年春节前，长丰县外出打工的19万农民工中，返乡的有8.4万人。</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