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lD9C china.huanqiu.comarticle翻译市场乱局调查:滥译滥编盗版成风/e3pmh1nnq/e3pmtdr7f全国翻译产值从2004年之前的100多亿元,到2007年抵近300亿元人民币,只用了3年时间。来自中国翻译协会的数字显示,随着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近几年,外文译中文、中文译外文的总体工作量激增。然而,与市场“蛋糕”同时膨胀的却是“市场乱相”。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仅他家人掌握的盗版版本就有约40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有过去出版的书籍几乎全被盗版过;某图书展览会上的“奇观”,让众多翻译出版界的行家瞠目结舌:一家出版社展台上陈列的阿拉伯文、希腊文、挪威文、英文等诸多翻译书籍,居然出自同一译者……记者发现,面对这种乱相,译者、编者、出版社已然“出离愤怒”。而成效甚微的打击力度,让一些抗争者感到“心灰意冷”。 “文革后,我们收到来自上海的第一笔翻译费的通知———只有15元,我至今也没去领,因为我很生气,这样低的稿酬不像话。现在,我知道的叶老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的盗版版本约有40个”“我刚休息好,你可以来谈谈。”问明记者采访意图,年逾九十的苑茵女士在电话里没有丝毫迟疑,她思维清晰敏捷,表述准确利落。苑茵出生于1919年2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傍晚时分,记者走进苑茵家的客厅,这是她与丈夫叶君健共同生活多年的家。灯光柔和地映照在墙壁上悬挂的一幅油画上,那是以叶君健偕夫人赴丹麦接受勋章为题的画作。在世界闻名的美人鱼铜像前,叶君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与夫人面对面地交谈着,“美人鱼”眺望着大海。1913年,美人鱼雕像正式安放在哥本哈根市长堤公园临海的一块巨大花岗石上。一年后,中国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小山村里诞生了一个男孩。30年后,长大成年的他在英国剑桥大学丹麦同学的盛情邀请下来到丹麦,来到美人鱼雕像下,此后,年年暑假他都前往丹麦采风,日积月累中,他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熟知了安徒生的成长经历。出于敬重和钦佩,更出于对安徒生文字的喜爱,这个中国青年立志译出安徒生全集,从此历尽人生40年的光阴,翻译、修订、校对,从青年到老年,终将多达三百余万字的安徒生全集翻译完毕。这个中国青年就是叶君健。“今年1月5日是叶老逝世十周年祭日,本来打算好好搞个纪念仪式。”苑茵告诉记者,因为有家出版社7年前与她签订了出版《叶君健文集》的合同,并答应让这部汇集叶老毕生精力和心血、寄托苑茵心愿的巨著出现在纪念仪式上,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实现,纪念仪式经商议将推迟到今年清明节举行。苑茵说,1954年,上海平明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安徒生童话一下子风靡中国,为青少年深深喜爱。尽管这本薄薄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一版再版,但在苑茵的记忆中,直至“文革”前,叶君健从未得到过翻译报酬。“‘文革’后开始有稿酬了,我们收到来自上海的第一笔翻译费的通知,只有15元。”苑茵说,那是一套共20多本书的稿费,“这笔钱我至今也没去领,因为我很生气。我曾陪叶老去丹麦领奖,人家给他授勋,非常重视,我觉得这样低的稿酬不像话”。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各省市都印刷出版《安徒生童话》,有朋友不断将各式各样版本的安徒生童话递到叶君健、苑茵夫妇手上,经仔细审阅,夫妇俩既郁闷又无奈。“现在,我知道的叶老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的盗版版本约有40个。”苑茵说,中英文对照的《安徒生童话》出版后,苑茵亲自同丹麦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官员到图书大厦签名售书,“那一天就售出500多册,随后这本书就被盗版了。”苑茵清楚地记得,有个老同学带个香港人进家,游说要在香港出版叶老翻译的《安徒生童话》,说稿酬能值一辆小汽车的钱。“当年那是很高的一笔数目,但文稿拿到香港就没下文了。”苑茵说,叶老去香港时还专门找过那个香港人,他就是躲着不见。此后,香港有了叶老翻译的版本,后来泰国、新加坡也都有了这个版本的《安徒生童话》……翻译市场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使得那些觊觎出版利润的盗版者伺机而动。在某图书展览会上,竟然出现同一译者翻译阿拉伯文、希腊文、挪威文、英文等诸多书籍的“奇观”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专门从事翻译职业、拥有翻译职称的约6万余人(高校教师不在此列),将外文译为中文的翻译人数,加上国外的译者,总人数可达五六十万人。相比之下,将中文译为外文的翻译奇缺,其人数无法应对当今社会的迫切需要。能准确将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译成外文的一流译者,在全国不到200人。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翻译市场如同一个还未充分开采的“富矿”,于是,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出现了,继而变得“见怪不怪”:不法书商低价雇佣大学生、教师或从事翻译的人赶译正规出版社的引进图书;为争抢市场不惜抄袭侵权、粗制乱译以牟取非法利益;众多草草成立的翻译公司不需要专业资质审核,公司里甚至没有懂外文的译员就敢对外签订译文合同,再外寻译员压价谈判……国内翻译界的乱相已经影响到图书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显现出令人忧虑的态势。而翻译市场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使得那些觊觎出版利润的盗版者伺机而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老编辑张福生,从北京大学俄语系一毕业就来到这里工作,在这幢老楼里度过了32年时光。他轻轻拍着自己的办公桌桌面说:“三十多年没挪地方,来了就这张桌子!”记者问张福生,盗版书集中在外国文学编辑室哪些书目上?回答令人吃惊:“我们社各个语种的名著都有盗版,我们社所有过去出版的书籍几乎全被别人盗过。”提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契柯夫小说集》、《托尔斯泰文集》被盗版,张福生情绪有些激动,“我说那些盗版者是丧尽天良!”1235958420000责编:佚名法制日报123595842000011[]{"email":"anonymous@huanqiu.com","name":"佚名"}
全国翻译产值从2004年之前的100多亿元,到2007年抵近300亿元人民币,只用了3年时间。来自中国翻译协会的数字显示,随着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近几年,外文译中文、中文译外文的总体工作量激增。然而,与市场“蛋糕”同时膨胀的却是“市场乱相”。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仅他家人掌握的盗版版本就有约40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有过去出版的书籍几乎全被盗版过;某图书展览会上的“奇观”,让众多翻译出版界的行家瞠目结舌:一家出版社展台上陈列的阿拉伯文、希腊文、挪威文、英文等诸多翻译书籍,居然出自同一译者……记者发现,面对这种乱相,译者、编者、出版社已然“出离愤怒”。而成效甚微的打击力度,让一些抗争者感到“心灰意冷”。 “文革后,我们收到来自上海的第一笔翻译费的通知———只有15元,我至今也没去领,因为我很生气,这样低的稿酬不像话。现在,我知道的叶老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的盗版版本约有40个”“我刚休息好,你可以来谈谈。”问明记者采访意图,年逾九十的苑茵女士在电话里没有丝毫迟疑,她思维清晰敏捷,表述准确利落。苑茵出生于1919年2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傍晚时分,记者走进苑茵家的客厅,这是她与丈夫叶君健共同生活多年的家。灯光柔和地映照在墙壁上悬挂的一幅油画上,那是以叶君健偕夫人赴丹麦接受勋章为题的画作。在世界闻名的美人鱼铜像前,叶君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与夫人面对面地交谈着,“美人鱼”眺望着大海。1913年,美人鱼雕像正式安放在哥本哈根市长堤公园临海的一块巨大花岗石上。一年后,中国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小山村里诞生了一个男孩。30年后,长大成年的他在英国剑桥大学丹麦同学的盛情邀请下来到丹麦,来到美人鱼雕像下,此后,年年暑假他都前往丹麦采风,日积月累中,他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熟知了安徒生的成长经历。出于敬重和钦佩,更出于对安徒生文字的喜爱,这个中国青年立志译出安徒生全集,从此历尽人生40年的光阴,翻译、修订、校对,从青年到老年,终将多达三百余万字的安徒生全集翻译完毕。这个中国青年就是叶君健。“今年1月5日是叶老逝世十周年祭日,本来打算好好搞个纪念仪式。”苑茵告诉记者,因为有家出版社7年前与她签订了出版《叶君健文集》的合同,并答应让这部汇集叶老毕生精力和心血、寄托苑茵心愿的巨著出现在纪念仪式上,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实现,纪念仪式经商议将推迟到今年清明节举行。苑茵说,1954年,上海平明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安徒生童话一下子风靡中国,为青少年深深喜爱。尽管这本薄薄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一版再版,但在苑茵的记忆中,直至“文革”前,叶君健从未得到过翻译报酬。“‘文革’后开始有稿酬了,我们收到来自上海的第一笔翻译费的通知,只有15元。”苑茵说,那是一套共20多本书的稿费,“这笔钱我至今也没去领,因为我很生气。我曾陪叶老去丹麦领奖,人家给他授勋,非常重视,我觉得这样低的稿酬不像话”。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各省市都印刷出版《安徒生童话》,有朋友不断将各式各样版本的安徒生童话递到叶君健、苑茵夫妇手上,经仔细审阅,夫妇俩既郁闷又无奈。“现在,我知道的叶老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的盗版版本约有40个。”苑茵说,中英文对照的《安徒生童话》出版后,苑茵亲自同丹麦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官员到图书大厦签名售书,“那一天就售出500多册,随后这本书就被盗版了。”苑茵清楚地记得,有个老同学带个香港人进家,游说要在香港出版叶老翻译的《安徒生童话》,说稿酬能值一辆小汽车的钱。“当年那是很高的一笔数目,但文稿拿到香港就没下文了。”苑茵说,叶老去香港时还专门找过那个香港人,他就是躲着不见。此后,香港有了叶老翻译的版本,后来泰国、新加坡也都有了这个版本的《安徒生童话》……翻译市场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使得那些觊觎出版利润的盗版者伺机而动。在某图书展览会上,竟然出现同一译者翻译阿拉伯文、希腊文、挪威文、英文等诸多书籍的“奇观”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专门从事翻译职业、拥有翻译职称的约6万余人(高校教师不在此列),将外文译为中文的翻译人数,加上国外的译者,总人数可达五六十万人。相比之下,将中文译为外文的翻译奇缺,其人数无法应对当今社会的迫切需要。能准确将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译成外文的一流译者,在全国不到200人。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翻译市场如同一个还未充分开采的“富矿”,于是,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出现了,继而变得“见怪不怪”:不法书商低价雇佣大学生、教师或从事翻译的人赶译正规出版社的引进图书;为争抢市场不惜抄袭侵权、粗制乱译以牟取非法利益;众多草草成立的翻译公司不需要专业资质审核,公司里甚至没有懂外文的译员就敢对外签订译文合同,再外寻译员压价谈判……国内翻译界的乱相已经影响到图书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显现出令人忧虑的态势。而翻译市场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使得那些觊觎出版利润的盗版者伺机而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老编辑张福生,从北京大学俄语系一毕业就来到这里工作,在这幢老楼里度过了32年时光。他轻轻拍着自己的办公桌桌面说:“三十多年没挪地方,来了就这张桌子!”记者问张福生,盗版书集中在外国文学编辑室哪些书目上?回答令人吃惊:“我们社各个语种的名著都有盗版,我们社所有过去出版的书籍几乎全被别人盗过。”提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契柯夫小说集》、《托尔斯泰文集》被盗版,张福生情绪有些激动,“我说那些盗版者是丧尽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