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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茅于轼8000论看奇谈怪论走红

2008-12-22 08:48 新华网 我有话说 字号:TT

  继“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之后,茅于轼老先生最近又有新噱头。针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茅于轼提出,个税起征点应提高到8000以上。


  目前,我国个税起征点为2000,茅于轼一张嘴就把起征点翻了四倍,自然令人关注。山东齐鲁电视台的《开讲天下》栏目就此话题制作了一期节目,结果在1万多名参与直播互动的观众中,有64%的人支持个税起征点不应超过3000,22%的人支持以5000作为个税起征点,只有14%的人支持将8000作为起征点。


  为何大多数观众的想法与茅于轼的观点大相径庭呢?我想有三种可能。一是茅于轼只为少数人说话,因此与普通民众想法不一样;二是茅于轼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很业余,在不了解国情的状态下异想天开;三是“个税8000起征论”压根就与严肃的思考无关,这么说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哗众取宠,吸引眼球。


  近年来,“名人+屁话=新闻”成了许多媒体趋之若鹜的报道模式。一些名人动动嘴皮子,提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或者说一句违反正常逻辑的话,就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从表面上看,这种模式的大红大紫符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定律,但细想想,又不是那么回事。在现实生活中,“人咬狗”是很难发生的事,所以它才是新闻,可“名人+屁话”现象在当今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与“人咬狗”相比根本不稀罕,怎么还能成为新闻呢?粗略分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媒体面临激烈的商业竞争压力。为了发行量和点击率,许多媒体都倾向于制造吸引眼球的标题,而“名人”和“屁话”无疑都是吸引眼球的好素材。对一些媒体记者来说,做发掘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时间长、成本高、风险大,而“名人+屁话”的新闻却具有供应数量大、采访成本低、社会反响热的特点。因此“名人+屁话”式新闻很受商业媒体的宠爱。


  其次是“名人+屁话”有利于炒作。“屁话”一出,往往会挨骂,而挨骂越多,就等于炒作越“火”。媒体和当事人要的是关注度和知名度,当事人的脸皮经过无数炮火的千锤百炼,早已百炼成钢,他是不怕你骂,就怕你不骂。娱乐圈的宋祖德、芙蓉姐姐、杨二车娜姆,学术圈的茅于轼、张维迎等人走的都是这条路子。有人说,既然如此,面对“屁话”时不答理它不就行了吗?不答理还真不行。就像茅于轼的“个税8000论”,如果不去批评它,如果没有《开讲天下》这样的互动栏目表达普通百姓的看法,它倒好像很有道理,会迷惑很多人。可你一骂,就正中媒体和当事人的下怀。


  “名人+屁话”式新闻为媒体带来了发行量和点击率,为名人带来了知名度和出场费,可说是两者的“双赢”。但对社会公众和学术界而言,“名人+屁话”式新闻却是公众和学术的“双输”。


  在此类新闻中,争论围绕一句惊世骇俗的“屁话”展开,但这句“屁话”往往与现实、常理无关,因此,不管炒作得多么热闹,公众很难从中得到营养。这种新闻大行其道,不但起不到开启民智的作用,反而会让严肃的话题娱乐化,使公共舆论的焦点偏离真实的社会问题。


  我一直以为,像宋祖德、芙蓉姐姐、杨二车娜姆这些娱乐界人士,靠标新立异走红,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时,也娱乐了大众,也算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还可以理解。可像茅于轼、张维迎之流,顶着经济学家的帽子,却以芙蓉姐姐的方式将严肃话题娱乐化,就不是在服务社会,而是在危害社会、误导学术了。他们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中国穷人之所以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大学)收费太低”、“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个税起征点调到8000都低”这类特别的论断吸引了眼球,达到了自我炒作目的。可是,他们却挤占了媒体的大量版面,误导公众为一些“屁话”争论不休,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对于其他安坐象牙塔的学者们来说,茅于轼们的大红大紫也是一种诱惑。如果靠标新立异说“屁话”就能走红,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枯燥、艰苦的学术研究呢?


  媒体放弃社会责任是社会的大不幸,学者将严肃问题娱乐化则是教育和学术的大不幸。但愿“名人+屁话”式新闻的大红大紫只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暂时现象,当更多的媒体和公众认识到它的危害后,会主动摒弃之。 (窦含章)

 

责任编辑:朱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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