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事件：资本和权力都需笼头
资本是用于投资的钱，它是一种物质力量，无所谓善恶。但资本并非自在自为之物，它与所有者结合在一起，于是产生“资本的人格化”和“人格的资本化”。由于人性有弱点，于是资本有时候很邪恶；由于人格物化，资本所有者也被物化，丧失了善恶判断力。人本来是资本的所有者，但资本作为一股社会性力量，反过来控制了人。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罪恶。”
把马克思的话稍加提炼，就是一个“资本恶”的假设。只有用这个假设，才能找到中西方富豪都在“落马”的根源。黄光裕文化程度不高，可美国华尔街的富豪、金领、白领多是博士硕士，但恰恰是他们成了世界经济乱源。“人性恶”假设本不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而随着权钱交易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已在政治生活领域逐渐认可了这一假设。而随着市场经济走向发达，资本力量日益壮大，我们大概也无法回避“资本恶”假设。
“资本恶”的论断，意味着政府监管资本和企业的必要性。西方社会学还认为，政府受托的是政治权力，企业受托的是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也是一种治权。它是属于社会的，但实际上它被资本控制。这也意味着，资本必须受到社会的有力制衡和监督。对资本的制衡与监督，跟对政府的制衡与监督一样重要。
在发达国家，对资本和企业实施制衡与监督是全面的，完善的法律为此提供了系统的依据。企业的资金流动情况处于政府“掌握”中，财务被监管机构“偷窥”着，股份制公司还要向全社会公开财务报表。美国倡导“小政府”很卖力，但其司职市场监管的联邦机构多且权重，条块分割，叠床架屋。虽然如此，美国政府仍被批评监管不力。金融风暴过后，市场监管只会加强。
资本具有天然的扩张冲动，在物化和虚拟化状态下，资本是无所谓善恶的，单纯的道德呼吁不能防止它为恶，我们必须给它套上笼头。中国现在需要资本，需要它推动经济增长，但这不是纵容资本的理由。早在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就提出“节制资本”，作为其民生主义的重要主张。今天，市场经济日益发达，资本力量日渐强大，如何通过有效的政府监管驯化资本，已成为一项历史性课题。(江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