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上海改革曾被疑“租界”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带领亿万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3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也是我最难忘的岁月。
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当时到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人还不多，我十分珍惜这一宝贵的机会，努力参与钢铁冶金新技术的开拓，并旁听了宏观经济学等课程。1983年在瑞典兰塞尔钢铁公司作了两年多技术副总经理，在实践中积累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这些国外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它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为后来在经济转型中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回国后，钱伟长校长提名我出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三年后又被朱基市长任命为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即从教学、科研工作转向政府部门工作。我十分珍惜已有相当基础的科研工作，经钱伟长校长与朱市长商定，我一周四天在高教局工作，其余三天回校带博士生及做科研。
1991年初，我随朱市长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有一次在法国证券交易所，翻译的同志对可转换债券不了解，翻成了转型的债券。朱市长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企业可先发债券，如果经营三年效果好的话，债券可以变成股票，成为它的资本金。朱市长听后不大确信，便用英文问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结果法国人连声说对。事后朱市长问我，你是学工搞钢铁的，怎么会知道金融？我说，我在瑞典兰塞尔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发行过可转换债券，通常我们要承包一个钢厂投资项目，制造设备的时候需要融资，常通过这一途径，成本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