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产窝案1年内震落9名厅局级高官
权力未得到有效监督是根源
容积率一般由规划设计专家制作，规划局审批。在特殊情况下，因城市变化太快，最初的规划可能不尽合理，或是对开发经济的可行性，原来没有考虑，这样，就会发生容积率的调整。
要改变容积率，规划部门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该系统在容积率调整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部门的权力核心层往往能随意改变规划用地的性质、功能，擅自提升建筑容积率、扩大建筑密度。
容积率只是规划系统众多乱象的一个切片——在重庆民间，有“规划规划，龟儿子乱划；有油水的就划，没油水的就不划”的顺口溜。
商品房下的土地，就这样成为权钱交易的沃土。本次窝案中，从指标设定到修改，主要是规划系统的内部运作，运行过程并不公开、透明，社会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是权力被滥用的重要根源。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地产人士在法庭外告诉记者，房地产从土地出让到规划调整，有很多“猫儿腻”。比如土地出让，规定必须挂牌交易，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比如，在拆迁协议、交纳保证金等方面故意设置门槛。
即使不玩这些“技术含量低的手段”，与官员达成默契的开发商也可通过无限提价来赢得竞争，随后，官员会找到种种理由退税给该企业。
“在调整规划方面，更加容易操作，只要搞定了主要领导即可。对开发商来说，成与败，就是主要领导一句话。”他说，其实，有很多法规对这种现象给予规范，但这些制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调整规划主要由规划部门说了算，封闭运行，缺乏公示、听证等程序，手握实权的部门负责人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重庆窝案再一次说明，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 田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