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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2月1日，部分北京居民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办护照。从当日起，我国公民在办理出国申请手续时不再需要提交境外邀请函，公安机关同时取消签发出国护照附发出境登记卡的做法。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从北京地铁2号线雍和宫站出发，往东200米的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大楼里每天人声鼎沸。在这里，北京市民只要填上一张表格，带上证件，交上200元，一个星期后，就能领到黑色封皮印刷精致的护照，上面写着“请各国对持照人予以通行便利”。

　　时光倒流30年，个人护照申领需要经过单位、街道、派出所甚至国家部委的审批，出国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当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未超过10万人次。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已达3452万。

　　坚冰融化

　　对于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来说，1985年出国前的集训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3年，大学毕业一年的陈宏考取了教育部公派留学资格，当时每年只有几百个名额。留学前一年，陈宏按要求参与了一年的语言和政治思想培训。出国前，办理护照成为最重要的事。在公派留学的背景下，陈宏经过单位、街道、派出所、公安局乃至教育部等各个机关的审核，被反复核查出身、家庭成分、海外关系、政治思想……

　　“又红又专”，陈宏用那个时代特有的名词引述被审查的结果。一个多月后，他拿到了护照。陈宏记得，在即将走出国门时，留学生被特别交待一些注意事项——不要和台湾女生来往，提防台湾女特务；在国外进行论文演讲要经过使领馆批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国门刚刚打开，出国受到严格控制。1975年调入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李爱萍回忆，在1978年前后，只有极少数的中国人出国办公事，“根本没有因私出国一说”。

　　1982年，坚冰开始融化。教育部、公安部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开放出国留学。虽然有所放开，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留学依然受到十分严格的审批，家庭成分、海外背景等等都成为政治审查的重点内容。

　　1984年4月，公安部下发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放宽因私出国审批条件的请示》，明确“因私出国”是公民的正当权益，并要求“公安机关应当认真受理出境申请，不允许久拖不决，不允许对催促询问不理不睬”。11月，公安部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在这份通知里面，明确指出当时的问题——“各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该受理不受理、该批不批、卡住不放、批得慢和拖得时间长的问题，‘出国难’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过去一套从严的审批办法没有随着政策的放宽作相应的简化和改革……”

　　这份文件发布后，出国留学人数猛增。根据当时公开的数据，1982年，出国留学人数仅有1000人；三年后的1985年，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1万人；一年后的1986年，出国留学人数突破了10万人。

　　第一轮出国潮就此兴起。

　　著有专著研究中国出入境体制的汕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国福评价说，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恢复和建立出入境管理制度，同时，也确立了公民出境必须履行严格审批程序的原则。

　　“但是，这个阶段，公民出境与否不仅取决于自身，更取决于他人或者单位。”刘国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