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一起抗击非典
2003年春天，“SARS”这种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搅乱了中国，并波及了小半个世界。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中国的危机处理机制和能力带来了严峻挑战。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传染病执行主任的戴维•海曼（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助理）当年被派往中国协助中国政府一起防治“非典”，亲身经历、见证了中国所面临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是世卫流行病和传染病部门的负责人，最早从事埃博拉病毒研究。因此，中国出现“非典”疫情后，世卫组织派我去中国顺理成章。当然也有担心，但这是我的职责。“非典”期间我主要在北京，看到到处是戴口罩的人，街道非常空，人们行色匆匆。那时的场景和今年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场景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去过中国。当时，我和伦敦一个性病医学小组一起与中国有关部门研讨性病防治问题。性病在那时的中国还是“禁区”，人们谈性色变。中国政府曾宣布性病已经在中国得到根除，但现实却并不是这样。实际上，中国卫生部门已经认识到性病问题的严重性。问题是中国缺乏相应的性病医护人员和治疗手段，人们得了性病只能找江湖医生，造成身心伤害。那次我们向中国同行介绍了国际上治疗性病的方法，中国之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是我第一次与中国“亲密接触”。
真正与中国有深入接触还是在2003年北京爆发“非典”疫情期间。那时，我们都不知道“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它是否会像艾滋病那样成为全球性流行病。因为了解太少，所以更需要采取果断措施找到发病原因，控制住疫情的扩散。我们首先加强了世卫组织在北京办事处的应急能力，并与中国卫生部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希望与中国卫生部召开一次联合新闻发布会。起先中方还有些顾虑，担心受到记者的追问和攻击。我告诉他们，我们应该搞联合发布会，让外界看看中国并没有拒绝世卫组织，结果证明发布会举办得非常成功。现在回顾一下，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有力合作，这场疫情是无法得到完全控制的。“非典”的暴发强化了中国的卫生防疫和检测系统，此后，中国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
通过“非典”疫情，我总体的感觉是人们在没有认识一种新型传染病时，往往心理恐慌，而实际上没有必要人人自危。我相信良好的透明度和及时、准确的疫情信息通报是应对重大公共疫情危机的重要条件之一。
自从我第一次访问中国至今，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成就卓著。尽管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几起范围比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但我要强调的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中国不会例外。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需求的增加，食品添加剂的诱惑始终存在，有些添加剂、农药甚至不洁净的水都会导致疾病，进而损害人体健康。在有些国家发生了向西瓜注水而导致霍乱的事件，美国发生过因浇灌脏水导致蔬菜污染事件，日本发生学校食堂的白萝卜污染事件。换句话说，作为公共卫生重要组成部分的食品安全系统需要长期不懈的监测、管理，世界各国都在逐步完善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而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发生疫情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中国在世界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每当发生重大疫情，中国都能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防控措施，中国面对挑战，从困境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中国的事情办好了，就可以为全世界做样板，对全世界都有利。我对此充满信心。▲
（本报驻瑞士特约记者吴菊淑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