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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审批就有腐败

　　一位熟悉刘伟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比郭京毅在办公室里自行安装液晶电视的高调行为，刘伟为人颇为低调。

　　两人都是40岁出头，都是各自领域内专业能力较强的干部，都是前程似锦。郭京毅是商务部条法司司长和即将成立的反垄断局局长的有力竞争人选之一；而两三个月前，工商总局刚刚任命了6名正局级干部，刘伟名列其中。

　　拥有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的刘伟，擅长国际贸易法，同时还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尽管圈内人都知道两人关系熟稔，连别墅都“买”在了一起。不过，郭京毅案爆发后，据一位其间接触过刘伟几次的部委人士回忆，刘似乎一点没感觉到自己会出事。

　　的确，对于不熟悉外商投资审批流程的行业外人士来说，刘伟分管的工作似乎没有太大的寻租空间。刘所在的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主要负责拟订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办法；承担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注册工作；监督外资企业的经营行为，并进行年度审核。“但是只要有审批的地方，就有寻租的空间，即便只是个简单的登记注册。”一位从事外企投资和并购业务的律师曾深受其苦，“办理登记的时间限制是从企业交齐所有文件开始的，如果今天告诉你缺这个文件，明天说要改那个文件，就能拖上十天半月，最终影响合同约定日期。”每一次文件出问题，计时器就要清零重计。这时你可能就需要做些事情了。

　　登记注册尚且如此，决定一家外企能否进入中国的关键部门——商务部的外商投资管理司和条法司的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寻租十余年

　　根据邓湛和郭京毅的公开简历，最晚从2003年开始，这两位商务部历史上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就已分任外资司和条法司的副司长，直到2007年邓湛退休、2008年郭京毅被双规。事实上，大学毕业之后两人就来到了这两个部门，从干事、处长及至副司长，浸淫二十余年，从未离开过外资审批岗位。

　　“恰恰是外商投资审批流程中的巨大模糊空间，让这两位有想法的同事找到了合作的空间。”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一针见血地说。

　　第一个寻租空间见于初始材料的审核环节。当外企把申请材料报呈外资司后，外资司会第一次书面征求条法司的法律意见，然后汇集本司审核意见，要求外企业按中国法律补充材料。

　　“问题在于，补充材料的要求最少五六次，甚至十几次也是常见的，而且有些材料你可能永远也通不过。”一位常与商务部打交道的律师点出了个中玄机。

　　郭京毅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条法司外资法律处工作，后又升任主管该处的副司长，十余年间，条法司此项法律意见基本由郭给出或审批，由于郭在这个领域的“绝对权威”，他的一句话往往能决定项目生死；邓湛在任外资司司长期间，分管外资司的一处二处，同样在所辖行业拥有“生杀予夺”的话语权。

　　在基本通过第一次材料审核后，外资审批就进入到实质性审批阶段。在这一阶段，外资司将起草正式批文，并会签条法司，之后再对外颁发正式的批复文件。因此，要想“会签”流程顺利通过，就必须同时取得条法司和外资司处级、司级领导的签字。

　　这时，就用上了与刘伟类似的另一个寻租之道——拖延时间。

　　即便不是郭邓二人直接经手的领域，他们同样可以影响。邓湛1982年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商务部前身)工作，郭京毅4年后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也一直在外经贸部法律部门供职。在同一个领域浸淫二十多年，他们深知什么事情通过谁能做到什么程度。

　　聪明的外企和律师们同样心知肚明，在投资并购界之外名不见经传的思峰所也因此得以为跨国500强企业中的一半提供法律服务，收取每小时600美元的律师费，国外顶级律所合伙人的最高收费不过如此。

　　显然，郭京毅的触角并不仅仅伸到了外商投资审批。圈内人普遍认为，直接导致杜宝忠被捕的，应该是在2005年贵州饭店诉商务部案中涉嫌受贿。当时杜宝忠跟随郭京毅同往贵阳处理该行政诉讼案，同行的还有张玉栋、刘阳及其它相关部委的官员。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96年商务部下属的长城律师事务所改制之时，邓湛、郭京毅、张玉栋、刘伟已经熟识，并商议建立一个“公社”。当时的张玉栋尚为长城所律师，刘伟则时任国家工商局局长秘书。自此，“公社”开始慢慢渗透到外商投资审批之中，每一个案子，律师的收费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再通过转让房产汽车等方式分予官员。而与官员关系的深厚，又成了相关律师所获得外企业委托最为重要的原因。

　　“十几年如一日的审批腐败，既伤害了政府公信力，也搅乱了律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正常的市场秩序！”所有这些，让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政商人士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