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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在宋代，读书，然后进士及第，再然后做官，好处多多。为了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朝是财取于万民以施恩于百官。历经后周入宋的翰林学士李昉，就曾以切身经历作过如此比较:“昉顷在翰林，前后出处，凡二十有五载。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学士谢恩日，赐袭衣，金带，宝鞍，名马，一也；十月朔，改赐新样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赐内库法酒，四也；月俸并给见钱，五也；特给亲事官随从，六也；新学士谢恩后，就院赐宴设，虽为旧事，而无此时供帐之盛，七也。凡此七事，并前例特出异恩，以见圣君待文臣之优厚也。”(《宋诗纪事》)

　　皇帝有意识的将国家收入的一大部分拿出来“赏赐”给每一个士大夫。正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

　　那么，官员的俸禄是怎样的呢？拿神宗时期的宰相(平章事)来说，月俸禄300千(钱)，副相即参知政事200千。春冬服各给绫200匹，绢30匹，冬绵100两，另外还有禄粟每月100石，随身侍从(70人衣粮)，茶酒厨料(酒每日5升，料6斗)，薪(每月1200束)，炭(十月至来年二月各100秤)，盐(7石)，草料(供马20匹)。可谓名目繁多，加上每临皇帝、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等人的生日,还有大量的恩赐，及拨给职田，这实惠实在多多。

　　宋代文官多，官俸高，赏赐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陈襄在他的《仙居劝学文》里这样写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见朱彧《萍洲可谈》)

　　像这种“榜下捉婿”的目的，就是看中了及第进士们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魏晋至唐的世家望族是可以世袭的，而宋代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推翻，官爵不能世袭。因为不能世袭，加上当时的土地买卖兼并的盛行，实际上官员士大夫这一阶层就成为了一个贫富无定势的阶层，他们这种“官户”常常因为丢掉官职而下降为“乡户”，甚至成为无产者。反过来，也就是说，无产者，或工商户，或乡户地主，或自耕农等等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王安石一家，其父王盖登进士第入仕，才列于官宦人家，至王安石死去，家道衰落，成为默默无闻的“乡户”，致使徽宗想寻找他的后代都成为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宋代士大夫们欲通过“因财得仕”与“因仕殖财”的循环，使自己家族成为“耕读世家”和望族。但是，此类世家望族只要连续几代未能进士及第或入仕，就恢复到了庶人的身份。可见，当时的人把参加科举而进士及第看得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