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青年的流浪生活:范美忠这个人(图)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南都周刊 网友评论条进入论坛 2008-06-11 15:08

“我没有预料到,这么普通的一篇文章会引来那么多的猛烈攻击甚至谩骂,头两天我真的有点不适应。”范美忠对《南都周刊》记者说,语气中带着不满,“这并不公平。他们用道德来指责我,为什么骂我时又不遵守道德底线呢?”
范就像过去在现实与网络中的他一样雄辩。他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阐释那几句最敏感言论的动机,质疑外界的批评:譬如他解释自己之所以跑是对学校建筑没信心,他认为教师在本身合理权利没得到维护前没必要去崇高,他抱怨国人是不假思索地泛道德化地攻击他,他说自己的言论是故意挑逗那些譬如孝文化背景下本能的心理……总之,他不会道歉。
“我知道别人期待我进行忏悔。我性格就是这样的,你期待我做的,我偏不做,我还要反着做。”
有时,这个三十五岁、满腹经纶的男人,突然又会感叹地说:“性格决定命运啊。”
用范自己的话来说,从2005年到地震时,他在都江堰光亚中学过着一段似乎不是现实的生活:那里的学生不参加高考,他可以尽管做异于传统教育的试验。在这之前,他辗转在多个城市,看不起普通中学的老师,责怪新闻单位给他的自由不够,而他也不断地被赶走;工作外,他不断地阅读,发表了一些关于文学或教育方面的见解,结交了一些认为他有才气也有热情的朋友,但他的不近人情,又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了不少曾经对他怀有好感的人。
现在,范美忠刚刚结束在城市间流浪,开始携妻带女的家庭生活。范的老朋友对记者说,处世的弱点可能会成为范一生之敌,他的妻子则说她的丈夫复杂而矛盾;但是,作为范生命中第二个最重要的女人,范妻包容着范的性情,并期待着范美忠能从这次“先跑风波”中得到启示——在她眼里,这个率直自我的人,还是处世路上的孩子。
愤怒青年
“我母亲是我成长期里给了我很多爱的人。人性有很多阴暗的地方,我内心有温暖,跟我的母亲有绝大的关系,否则我会有更多的仇恨。”范美忠对记者回忆他的童年时,没有否定他的母亲。而他在为自己的先跑行为辩解时曾称:“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范家在四川龙昌的农村。范的亲人对记者说,范母勤劳善良,从小拉扯范美忠与他的三个哥哥长大,非常操劳,以至于现在看上去年纪比实际上大了十岁。至于范已去世的父亲,在外人看来,是个缺乏责任心的人,范美忠则对记者说,父亲爱他,“但有很多弱点”。
读初中的时候,范美忠没有考上县的重点中学,但他的读书成绩一样很好。他回忆说,他在同学们中是公认比较喜欢读课外书,知识也比较渊博的人,当时的他就已经认为普通高中老师水平真是很一般,于是“读高一的时候根本就没学习,每天无论上课还是放学都是着了魔地看武侠小说。”
让少年范美忠第一次感到巨大落差的经历是1994年考上北大历史系。他发现自己在同学们间优势全无,城市来的学生令他大为震动。“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踢足球!北京同学听的唱的英文歌曲和摇滚我根本就闻所未闻;他们还看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这些人的名字都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坦率地承认当时非常自卑。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把这些差距归咎于在县普通高中里接受的应试教育。
为了弥补缺陷,整个大学四年,范都在发疯地读课外书。书本的知识令他视野大开——在他后来点评北大历史系的网文里,发表了很多对历史系教授的不屑。一个同班同学回忆说,范在宿舍里喜欢与人辩论,而且每天必辩,死不认输,但他记忆力非常好,连西乙联赛的替补球员都能背出来,让人印象深刻。
到了大四,范已成为同学间默认在思想上见多识广的人。但范并不认为自己有了实质的改变,他说自己已不可能成为“学贯古今中西的、博通文史哲的、继往开来的思想家或者学术大师”,并为此沮丧。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令其重新激动起来的梦想,那就是启蒙与教育:“要是能培养出鲁迅、王国维这样的人,我该是多么幸福呀!我为这个梦想而激动万分。”
大学毕业后的范,作为北大的毕业生“空降”到了家乡附近的自贡蜀光中学。刚开始时,校长对他有很大的期望,但范并不是那种传统观念所包容的好老师:他的第一堂课不到20分钟就讲完,然后回办公室喝茶,因为他觉得那些内容很简单;他在公开场合对校长说高三老师都是在摧残学生,让同事们尴尬万分;工作三年,他打心里抱怨学校环境的封闭和压抑,老师们见识低下,让他觉得自己如置身于疯人院一般。此外,“让我愤愤不平的是,那些在我看来是垃圾的老师,当我的学生资格都不够的蠢材,居然一两千元一个月的工资水平,付出跟所得实在太不成比例。”
范美忠“逃离”自贡蜀光中学前的一个星期,他住的宿舍发生了火灾,那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建起来、全木结构的宿舍楼,破得“头顶上的木板都好像要掉下来似的”。他对记者说,在那场火灾里,他参与了灭火,而且是火场里最后一个跑出来的非消防队人员,但事后他非常恼火,因为蜀光学校的校舍修得很漂亮,而“我们跟学校有契约,却住在了危房,我们的生死没有被看重。”
2000年3月,范美忠叫了一个车,把自己的书和电视、冰箱拉回家,跟学校不辞而别。他决定去广州。那里有他憧憬的新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