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3TQd china.huanqiu.comarticle胡同改造为何需要领航员:从居民表情中捕捉管理改造方向/e3pmh1nnq/e3pn60p0i夏日午后,在杨梅竹斜街68-70号的济安斋书店落座,打开电脑,点了一杯老板亲手熬制的酸梅汤,熊文又一次开始他对这条胡同的研究。这位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每次到杨梅竹斜街,几乎都会来济安斋坐坐,这里有他喜欢的历史氛围,也有他架设的摄像头、埋藏的传感器。作为大栅栏更新计划中的“领航员”,熊文尝试用科学的手段分析胡同,杨梅竹斜街就是他的样本。他想知道,约1200户居民以什么样的方式共享这条496米长的胡同,路权怎样分配?未来怎么改造?胡同的情绪如何变得更愉悦?新潮研究脱胎于1919年学者关注“大栅栏领航员”是从2013年开始,就加入到大栅栏更新计划中的一个长期项目,熊文2016年创立的“人本街道实验室”也是其中之一。 熊文说,他的观察更接近社会学。“观察胡同里人的分布、构成和需求等等。”就在济安斋书店旁边,熊文的团队安装了热感探头和摄像头,埋设了电磁线圈和磁体,用以监控过往的人群。这个看起来新潮的研究方式,却是脱胎于近100年前的北京大学学者,一位1919年的“领航员”。“我看到一本书,叫《再会老北京》,是美国人迈克尔·麦尔写的。”麦尔的书里提到了一篇1919年发表在《新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我看完后非常惊讶,因为它在近100年前就提出了很多如今我们城市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了20条意见。“比如,鼓励多修电车节约市民时间,对小汽车编号公示,鼓励市民检举不文明驾驶行为等等。”“写这篇文章的学者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当时的学者已经在关注出行、关注路权。”“胖男孩的芭蕾”背后的设计短板在观察东城区史家胡同时,熊文记录了有趣又无奈的一幕。一个胖男孩从胡同里走出来,一共两三百米的距离,因为胡同里停着车,又有车经过,胖男孩跳了四五次芭蕾。“他踮起脚、转身让车,就像跳芭蕾一样,累得满头是汗。”胖男孩的芭蕾让熊文感触很深,在史家胡同、杨梅竹斜街诞生的年代,当时的胡同设计者不可能考虑汽车的问题,而如今的改造却不能忽视汽车。杨梅竹斜街东起煤市街,西到延寿街。杨梅竹斜街连接着大栅栏和琉璃厂这两大文保区,自然而然地从原先以原住民为主演变出越来越多的外来商业气息。据粗略统计,在这条496米的胡同里,有艺术品专卖店、餐馆、咖啡茶馆、宾馆、服饰专卖店、古玩字画店等等约30家。“在历史上,杨梅竹斜街就是一个文化名流聚集的地方。”熊文介绍,“那时候的热闹程度,跟现在比也不弱。”不到5%的汽车挤占胡同路权为了给出行方式研究提供客观数据,熊文和团队详细记录了经过杨梅竹斜街的人群。他将出行方式分为——步行、骑行、轻型车(包括汽车、三轮车)。结果显示,最近一年,通过杨梅竹斜街的人群中,步行的有183.8万人——占总人数70.4%,骑行的有50.8万人——占总人数19.1%,轻型车为26.4万人——占总人数10.5%。“很明显,这条胡同里,大量的人采用步行方式。按更精细的统计,开汽车的实际只占不到5%。”在不宽的胡同里,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会优先占用三分之二的道路,行人就像“跳芭蕾的胖男孩”一样,肯定会避让小汽车。除了行驶中的汽车,停在胡同里的汽车也会占用道路。一辆停着的汽车,能占用三分之一的道路。在杨梅竹斜街,长期停靠的汽车大约有50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约20辆)属于本地居民。“这些车就挤占了胡同的路权。”通过研究人的情绪去管理胡同不到5%的人开车,不到3%的本地居民无偿停车,却挤占了一条胡同1200户人家的路权。在熊文看来,这显然是胡同资源急需改造的落点。作为“领航员”,熊文希望找到最新的胡同管理方式。在杨梅竹斜街这样的历史街区,硬件改造受到的掣肘会比较多,但对人的研究和管理却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就以停车为例,我们把这条胡同看成一个小区。这条道路该不该设停车位、设多少、如何分配、价格杠杆怎么设置、给不给本地人优惠。这些都可以由胡同居民投票决定。而在北京的部分胡同,是谁厉害谁就有地方停车,个别居民甚至私装了地锁。”熊文现在做的工作,是观察人,“相当于一双眼睛”。“我们观察胡同,不仅是流量,还有情绪。胡同里有人笑,有人哭。我们知道那个‘跳芭蕾的胖男孩’已经快累哭了,因为要躲车。那么,路过胡同的人在笑又因为什么?”在去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杨梅竹斜街59号院的两位归国设计师,在院门口竖了一块类似相框的白纸板,过往行人在这里驻足拍照。“这些小设计花费很少、改动很小,却对胡同情绪影响显著。”多听多交流让胡同微笑起来如何让人更愉悦,让胡同微笑起来,熊文有更多的想法。他正在筹划将“领航员”的作用,从眼睛再发展成耳朵和嘴巴。熊文希望在杨梅竹斜街设置一个市民会客厅,更多的人走进来与更多“领航员”交换对胡同、对街区的意见。“我们听取所有人的意见,不只是本地居民、游客,还可以是外国游客。有任何关于改造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交流。无论你来自中国还是世界哪条街道,你对哪条街道有特别的好感,都可以告诉我们。”在充分的交流后,“领航员”可以吸收更多的意见,甚至可以到某条被反复提起的街道去考察,吸取成功经验。“我们很想了解什么样的街道愉悦感最高。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胡同是独特的街区形式,为什么胡同有意思,是因为这里有人与人的交往。如何让在这里生活的人、从这里走过的人,更愉悦,是我们‘领航员’要做的工作。”1499236899000责编:千帆北京晚报149923689900011[]{"email":"qianfan@huanqiu.com","name":"千帆"}
夏日午后,在杨梅竹斜街68-70号的济安斋书店落座,打开电脑,点了一杯老板亲手熬制的酸梅汤,熊文又一次开始他对这条胡同的研究。这位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每次到杨梅竹斜街,几乎都会来济安斋坐坐,这里有他喜欢的历史氛围,也有他架设的摄像头、埋藏的传感器。作为大栅栏更新计划中的“领航员”,熊文尝试用科学的手段分析胡同,杨梅竹斜街就是他的样本。他想知道,约1200户居民以什么样的方式共享这条496米长的胡同,路权怎样分配?未来怎么改造?胡同的情绪如何变得更愉悦?新潮研究脱胎于1919年学者关注“大栅栏领航员”是从2013年开始,就加入到大栅栏更新计划中的一个长期项目,熊文2016年创立的“人本街道实验室”也是其中之一。 熊文说,他的观察更接近社会学。“观察胡同里人的分布、构成和需求等等。”就在济安斋书店旁边,熊文的团队安装了热感探头和摄像头,埋设了电磁线圈和磁体,用以监控过往的人群。这个看起来新潮的研究方式,却是脱胎于近100年前的北京大学学者,一位1919年的“领航员”。“我看到一本书,叫《再会老北京》,是美国人迈克尔·麦尔写的。”麦尔的书里提到了一篇1919年发表在《新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我看完后非常惊讶,因为它在近100年前就提出了很多如今我们城市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了20条意见。“比如,鼓励多修电车节约市民时间,对小汽车编号公示,鼓励市民检举不文明驾驶行为等等。”“写这篇文章的学者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当时的学者已经在关注出行、关注路权。”“胖男孩的芭蕾”背后的设计短板在观察东城区史家胡同时,熊文记录了有趣又无奈的一幕。一个胖男孩从胡同里走出来,一共两三百米的距离,因为胡同里停着车,又有车经过,胖男孩跳了四五次芭蕾。“他踮起脚、转身让车,就像跳芭蕾一样,累得满头是汗。”胖男孩的芭蕾让熊文感触很深,在史家胡同、杨梅竹斜街诞生的年代,当时的胡同设计者不可能考虑汽车的问题,而如今的改造却不能忽视汽车。杨梅竹斜街东起煤市街,西到延寿街。杨梅竹斜街连接着大栅栏和琉璃厂这两大文保区,自然而然地从原先以原住民为主演变出越来越多的外来商业气息。据粗略统计,在这条496米的胡同里,有艺术品专卖店、餐馆、咖啡茶馆、宾馆、服饰专卖店、古玩字画店等等约30家。“在历史上,杨梅竹斜街就是一个文化名流聚集的地方。”熊文介绍,“那时候的热闹程度,跟现在比也不弱。”不到5%的汽车挤占胡同路权为了给出行方式研究提供客观数据,熊文和团队详细记录了经过杨梅竹斜街的人群。他将出行方式分为——步行、骑行、轻型车(包括汽车、三轮车)。结果显示,最近一年,通过杨梅竹斜街的人群中,步行的有183.8万人——占总人数70.4%,骑行的有50.8万人——占总人数19.1%,轻型车为26.4万人——占总人数10.5%。“很明显,这条胡同里,大量的人采用步行方式。按更精细的统计,开汽车的实际只占不到5%。”在不宽的胡同里,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会优先占用三分之二的道路,行人就像“跳芭蕾的胖男孩”一样,肯定会避让小汽车。除了行驶中的汽车,停在胡同里的汽车也会占用道路。一辆停着的汽车,能占用三分之一的道路。在杨梅竹斜街,长期停靠的汽车大约有50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约20辆)属于本地居民。“这些车就挤占了胡同的路权。”通过研究人的情绪去管理胡同不到5%的人开车,不到3%的本地居民无偿停车,却挤占了一条胡同1200户人家的路权。在熊文看来,这显然是胡同资源急需改造的落点。作为“领航员”,熊文希望找到最新的胡同管理方式。在杨梅竹斜街这样的历史街区,硬件改造受到的掣肘会比较多,但对人的研究和管理却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就以停车为例,我们把这条胡同看成一个小区。这条道路该不该设停车位、设多少、如何分配、价格杠杆怎么设置、给不给本地人优惠。这些都可以由胡同居民投票决定。而在北京的部分胡同,是谁厉害谁就有地方停车,个别居民甚至私装了地锁。”熊文现在做的工作,是观察人,“相当于一双眼睛”。“我们观察胡同,不仅是流量,还有情绪。胡同里有人笑,有人哭。我们知道那个‘跳芭蕾的胖男孩’已经快累哭了,因为要躲车。那么,路过胡同的人在笑又因为什么?”在去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杨梅竹斜街59号院的两位归国设计师,在院门口竖了一块类似相框的白纸板,过往行人在这里驻足拍照。“这些小设计花费很少、改动很小,却对胡同情绪影响显著。”多听多交流让胡同微笑起来如何让人更愉悦,让胡同微笑起来,熊文有更多的想法。他正在筹划将“领航员”的作用,从眼睛再发展成耳朵和嘴巴。熊文希望在杨梅竹斜街设置一个市民会客厅,更多的人走进来与更多“领航员”交换对胡同、对街区的意见。“我们听取所有人的意见,不只是本地居民、游客,还可以是外国游客。有任何关于改造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交流。无论你来自中国还是世界哪条街道,你对哪条街道有特别的好感,都可以告诉我们。”在充分的交流后,“领航员”可以吸收更多的意见,甚至可以到某条被反复提起的街道去考察,吸取成功经验。“我们很想了解什么样的街道愉悦感最高。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胡同是独特的街区形式,为什么胡同有意思,是因为这里有人与人的交往。如何让在这里生活的人、从这里走过的人,更愉悦,是我们‘领航员’要做的工作。”